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讲述长征中的女战士 为掩护女性身份不留长发 夜间赶路萤火虫照明

▲周秉德在论坛会场准备发言

部分参加长征的女红军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明明）  

元勋后代讲述长征中的故事

近日，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之“长征中的故事”高端论坛上，周秉德向大家讲述了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与红军女战友在长征路上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秉德讲述，在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红军女战士的身影，她们经历和克服了比一般男红军更加难以想象的困难。

遭遇生理期，没有草纸，她们只能用稻草应付，即使腹部绞痛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她们还担负着运送伤员的艰巨任务，用手指抠住地面爬行，膝盖、手指都血肉模糊……

一批女红军迈着血痕斑斑的小脚从瑞金走到陕北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牺牲在战斗中，倒在行军路上。有幸走完长征、最终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人，也或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导致终生不育；或因行军不便，不得已将战火中诞生的亲骨肉遗弃，一辈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当中。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女红军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则是满身灰尘。

周秉德介绍说，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让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越来越淡，也不分什么男女，晚上宿营的时候，男女同样挤在一个屋子里头，稍微好一点的话，就是男同志挤在一起，女同志挤另一边。

“也不存在尴尬的情况，反正都不脱衣服，这是比较典型的，白天行军非常辛苦，晚上宿营躺下就睡着了，有情况马上起来就走。”周秉德说。

而最令女红军头疼的莫过于遭遇生理期，在周秉德伯父伯母的描述中，草纸在长征途中是很珍贵的，年纪大些的男同志有时就把自己带的草纸给女同志用。沿途经过城市，能够找到纸的还能够解决一下，实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只能拿稻草应对。

即便如此，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仍需要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女红军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人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女孩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不仅是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因为基本的清洗都成问题，不少人的头上都有虱子。对此，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

“一步三摇，弱不禁风”是人们对旧社会缠足的小脚妇女留下的印象，在旧社会，很多女孩子都要裹脚，把脚的长度裹得尖尖的，小脚穿的鞋，大家形容为三寸金莲。

而在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就有这样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在崎岖不平的上路上，迈着那双血痕斑斑的小脚，和同志们一道摸爬滚打，备尝艰辛，她们就是凭借一双“三寸金莲”，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

邓颖超带肺病走完长征：“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病倒，一连数日高烧不退，饮食不进，昏迷不醒，被确认的肝炎已经变成了阿米巴肝脓肿，急需进行排毒治疗，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必须抢救周恩来的性命，彭德怀命陈赓掩埋重要的战略物资四门大炮，抽出运送大炮的士兵，轮流用担架抬送周恩来，寻找冰块为他降温，又经过红军医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终于从周恩来的腹腔内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液，他的高烧才慢慢地退了下来。

在长征途中，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由于肺病缠身体质虚弱，被编入了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躺在担架上行动，同时还为她配了一匹马。有一次遇上了敌机的轰炸，邓颖超和她的马夫就近潜入半山坡的小树林里，才躲过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

邓颖超和周恩来两个人各处一方，平时很少相聚。就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的病情十分严重时，中央领导决定把邓颖超接到毛儿盖，以便进行照料，但在毛儿盖停留了20多天，一边继续休养身体，一边护理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周恩来睡在一张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有两位医生护理，邓颖超铺了点麦草作为床铺，配合医生做护理工作。

当周恩来完全清醒过来时发现邓颖超待在自己身边，感到非常意外。“伯母当时就在伯父脱下的一件毛背心上，看到全是虱子，她挤掉了一百七八十个，血把手指甲都染红了。”周秉德眼眶含泪动情地说道。

在过草地的时候，邓颖超独自骑在马背上，跟随周恩来的担架一道行动。有一天她为了追赶周恩来一行，马突然受惊了，把她从马背上甩了出去，一下陷入了沼泽，她不敢挣扎，知道越挣扎就陷的越深，等待了很久，直到后边的人马赶上来，才把她从泥沼中拉了上来。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晴朗的天空不多一会儿就布满乌云，大雨倾盆，她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湿淋透，嘴唇发紫，冻得直打哆嗦，当天晚上就开始发高烧拉肚子，就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穿越茫茫的草地。当时红军看到邓颖超的状态是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背后都为她伤心抹泪。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邓颖超仍在昏迷，因河面有一丈多宽，水深达三尺，也就是一米，部队都停在河边，邓颖超喘着气向前来探望她的同志们问，河水升到什么程度，又鼓励战士们手牵手过河才好，尽量不要沾湿了衣服，这是过草地的最后的困难了。大家听到她的话无不动容。

周秉德讲述，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根本讲究不了。当时伯母是肺病，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她向组织说她自己身体不好：“我有肺病，就别跟着走了，怕拖累军队。”后来组织上决定让她一起走，所以她就在休养连里。

“连好人都在那变成病人了，你说这个病人在那，可不是更艰苦吗？刚才说道，看上去七分像鬼，三分像人，就已经没什么样子了。当时环境就是那么艰苦，所有的战士都是靠毅力坚持下来的，特别是作为女人更加艰苦。”

妇女独立师不成文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剃光头

在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最为奇特的就是红四方面军中那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战斗部队——妇女独立师。

这支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部队于1935年2月底在四川旺苍县王庙街整编成立，全师编制2500多人，下辖两个团。师长张琴秋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她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

在一次渡江战役中，这支女子独立师便担负了重要的任务，在当时第2团负责护送伤兵，将从陕南战役前线撤下来的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两地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

前往永宁铺要翻山越岭、趟河过涧，路途十分艰难。执行运送任务的战士李秀英后来回忆说：“先头部队强登西岸，工兵迅速在江上架起了临时的竹扎便桥，这便桥就成为我们转送伤员的必经之路。由于大批战斗部队穿行及敌人炮火的轰击，桥面多处损坏，有不少窟窿，稍不留意，就有掉入急流被冲走的危险……”

跑过晃动的浮桥还不算最艰难。山路崎岖陡峭为了保持平衡，女红军抬担架过河时需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时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很快，女战士的膝盖、臂肘、手指就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淌在土路上。伤员心疼她们，有些伤员为了不拖累她们，在半路上选择了跳崖或者跳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第2团官兵终于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遇到紧急转移的任务时，担架队的女战士就夜里赶路，还不能点火把，因为那样无疑会成为敌人轰炸的重点。她们就把萤火虫收集在一起，借着这一点微光转运伤员。

被女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兵几乎是事后才知道她们的性别，因为单从外貌很难分辨，当时在妇女独立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剃光头，这样既可以在作战时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性，还少受虱子之苦。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员。1936年，该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10月，未及休整的她们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艰辛的西征路。西路军失败后，我军再也没有组建过女性作战部队。张琴秋师长和她的部队以无可替代的唯一载入了我军战斗史册。

在长征路上，男人都很难生存，更别说女人和孩子了，所以不能用现在的常识来想象他们的生活。“完全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生活习惯去揣摩我们父辈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能生存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特别鸣谢

重庆云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曾静女士对论坛的大力支持

文/实习记者 张明明  摄/记者 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