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国

坚持为游客免费演唱红歌10年的遵义市激情广场合唱团在演唱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在遵义市的红军街，笔者看到激情广场合唱团把《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经典红歌唱得荡气回肠。“他们平均年龄62岁，坚持为游客免费表演了9年，”今年86岁的杨昌琴是最忠诚的“红粉”，她说，“四渡赤水是遵义人最喜欢向游客介绍的，兵力对比是3万比40万，毛主席与蒋介石最直接的较量……都是最光彩最神奇的。”

　　与此同时，笔者想起了毛泽东的两句话。一句是1960年5月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在接见他时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另一句是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土城战役、茅台战役都发生在四渡赤水期间。

　　既然是“最得意之作”，为什么又说“犯过错误”？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带着这个问号，笔者寻访战争纪念馆和遗址遗迹，让历史的真相解开心中的谜团。

　　挺进赤水

　　遵义会议之后，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面临艰难困境：中央红军刚刚摆脱了桂系军阀李宗仁、湘系军阀何键的追击，却又遭遇川系军阀刘湘、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堵截，蒋介石的嫡系薛岳更像“黑白无常鬼”一样，游荡在中央红军左右。为摆脱困境，根据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等离开遵义，率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笔者清楚地看到遵义城及其周围的地形地势：遵义三面环水，东面是乌江、黔江，西边是赤水，北面则是“滚滚东逝水”的长江，南面倒是有一个缺口，但无险可守。而且这里十分贫困，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筹集。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一心要将红军赶尽杀绝，调集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自己的亲信部队共40万人，对3万红军实施合围，企图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窄地区。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中央红军稍不留神，就会踏入绝境。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黔北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县方向挺进，揭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达了《关于我军廿一日行动部署》的命令，准备从土城和赤水县方向渡过赤水河。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土城和赤水县无疑是最佳的渡江点：赤水县位于贵州的西北部，赤水河的中下游，东南与习水县接壤，西北与四川省古蔺、叙永、合江三县交界。位于赤水县的土城，是一个傍河而建的小镇，地势很低，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赤水县城往西北就是泸州、宜宾。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川黔边境只驻守着一支被红军击退过的黔军。

　　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抵达土城时，黔军王家烈的“双枪兵”望风而逃，中央红军轻松进入土城并打算继续北上。蒋介石没有料到黔军如此不堪一击，而中央红军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他们面对的，不是计划中的黔军，而是善战的川军。并非等闲之辈的四川军阀刘湘，既不想让中央红军入川，也不想让蒋介石的军队入川，于是主动出击，打算将中央红军阻止在赤水河外。

　　1月27日，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进抵土城镇以东地区，与尾随而来的四川军阀郭勋祺部两个旅在土城的枫村坝、青杠坡一带遭遇。两军激战后，双方损失惨重，进入对峙状态。

　　正在这时，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郭勋祺部不只是原来估计的2个旅4个团，而是8个多团一万多人，且还有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赶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指挥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1月29日晨，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迈出了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一步。

　　再渡赤水

　　2月初，中央红军进至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此时，张国焘却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等准确判明形势，认为“目前北渡长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前进。2月9日，毛泽东利用短暂时间，在扎西完成了部队整编及精简：整个部队编成16个团，再加上一个干部团，“该轻装就轻装”，压缩机关，丢掉辎重。

　　2月13日，国民党军事当局公开宣布：13日、14日将在扎西地区与红军“剧战”，断言红军“绝难越雷池一步”“可一鼓荡平”。而我中革军委早已于2月10日开始部署东进，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4日，当薛岳气势汹汹赶到扎西时，红军已神速东进，越过“雷池”，抵达古蔺、营山、摩泥、黑尼哨等地。次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剑指敌军最薄弱的黔军：“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定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为了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变为全体红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说明“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评价这个文告时说：“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国民党高级将领也看出了红军长征在战略上发生了“一大转变”“摸不着其（红军）企图之所在”。

　　2月18日和20日，红一、红三军团在二郎滩、太平渡击溃黔军魏金庸、侯汉佑两个团和四川反动民团后，中央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敌人企图在滇东北地区把中央红军“一鼓荡平”的计划落空了。

　　重夺遵义

　　中央红军重入黔北，令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此时，他才恍然大悟：毛泽东已经回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重新担负起指挥红军的重任。他在与薛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中，不止一次地提醒：“你们要当心，不要中了毛泽东的圈套。”

　　为了挽回败局，蒋介石慌忙令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蒋介石心急如焚，毛泽东却举重若轻，他决定趁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1935年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红三军团也随即向桐梓开进。在这里，红军抓获了几个俘虏，经审讯得知娄山关只有黔军的3个团把守，还有一个旅驻扎在离娄山关南面3公里处的黑神庙。于是，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向娄山关发起攻击，并一举攻占娄山关。

　　在中央红军重夺娄山关后的一天，毛泽东从桐梓出发，登上了娄山关顶。向遵义方向望去，他看到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正兴高采烈地向遵义前进，而一批一批的俘虏则被押送着向桐梓方向走去。毛泽东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而感到欣慰，他豪情满怀，文思潮涌，在“马背上”哼成了一首慷慨激昂的传世词章《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月28日，中央红军重夺遵义城。

　　此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第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为了痛歼吴敌，红一、红三军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在老鸦山、忠庄铺一线与吴敌“争锋”。红军一度失去了老鸦山主峰的控制权，但关键时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像尖刀一样直插敌军指挥部所在忠庄铺，吴奇伟被迫狼狈逃过乌江。

　　这一仗击溃了国民党中央军8个团，毙伤敌军2400多人，俘敌3000人，缴枪2000多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扬眉吐气的一次胜利。这一仗鼓舞了红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中央红军能够短期休整。

　　与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的灰心丧气：他率一群军事家，以40万的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居然不敌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3万中央红军？连枪都没打过几次的毛泽东，为什么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国民党军的“软肋”，并将其成功肢解？

　　将计就计

　　中央红军主力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蒋介石不甘失败，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坐镇指挥。第二天，他发布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他在命令川、滇、黔、湘军收紧包围圈的同时，责令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名“健将”尾随中央红军，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时，3月4日，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与之针锋相对：“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扫除红军当前最大的敌人周浑元部。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早已洞察，有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敌以摆脱强敌：他命令各部队集结鸭溪，突击周部。首先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集中主力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向西在遵义、仁怀地区之间运动，寻机歼灭周部。然而，周浑元始终不敢脱离占领的阵地，使我军没有得手。

　　中央红军主力在遵义地区持续一周时间的机动作战，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分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3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1935年3月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而此时，黔军退避不战，周浑元退至鲁班场坚守不出，吴奇伟在鸭溪“不可随意轻进”。当时，中央红军陷入重围，东有郭勋祺纵队，西有周浑元纵队和黔军，东南有吴奇伟纵队和湘军一部，西北有滇军孙渡部。敌我双方相持在遵义西南的大山之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鏖战鲁班场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西南，集中兵力向敌人主动发起进攻，以打乱敌人的部署，争取战略主动，迅速脱出重围，以寻求新的战机。

　　3月14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通知各军团：“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应立即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此前，前敌司令部派出了工兵部队和小分队到达茅台渡口，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架设了两座浮桥。

　　“1935年的茅台鲁班场，还只是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集市。”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刘畅介绍说。但如今坐落在这里的红军烈士公墓中，却埋葬着146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他们是1935年3月在鲁班场战役中牺牲的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鲁班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3月5日拂晓，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乘着浓浓的重雾，齐头并进向鲁班场发起了攻击。尽管中央红军英勇善战，但是吴奇伟采取堡垒战、坚壁清野等战术死守阵地，还出动了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压制红军进攻。大战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就在敌我双方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从危机里敏锐地发现了新的突破口：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这场战斗被毛泽东自称为“四大败仗”之一，但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了它的战略目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解读说：“周浑元部始终没有敢动，没有敢追，也没有阻止我们西渡赤水河，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3月16日，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再入川南。

　　这是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并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妙计突围

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

　　中央红军“虚张声势”，蒋介石却信以为真。

　　对中央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万万没有想到中央红军还会第三次来到赤水河东岸。他急忙调整部署，急令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向川南压逼我军，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逼迫红军与他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

　　蒋介石拿出了家底，但是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却在多年后成为了笑柄。50年后，美国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

　　再严密的的包围圈也有漏洞，更何况敌军各派系素有矛盾，情报不畅，各自为战。于是，毛泽东果断地向蒋介石的“软肋”下刀，从数十万敌军的缝隙里强行突破，直插乌江。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趁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中央红军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把敌军全部甩在乌江以北。

　　三渡赤水仅仅4天，红军又驾轻就熟地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容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巧渡金沙江

　　3月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吸引国民党军，中央红军主力则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谷深水急，自古有天险之称。但是驻守乌江的却是早被红军打怕了的黔军，蒋介石的40万大军又被红九军团牵制在黔北、黔西。于是中央红军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一举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艰难地渡过了乌江。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压昆明。到达乌江对岸后，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明确了南下云南的计划。然而，在毛泽东的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因为中央红军破译了一些密码，掌握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而且毛泽东手中还有一张王牌，也是一份破译的密电：3月底，蒋介石将亲临贵阳督战。

　　“活捉蒋介石！”1935年4月初，中央红军突然十分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造成要进攻贵阳的架势。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九十九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准备随时逃跑。令蒋介石雪上加霜的是，贵阳唯一的清镇机场被一支黔军叛军袭击，切断了他乘飞机逃跑的通道。蒋介石立即慌了神，严令滇军入黔“救驾”。

　　这一招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行军中毛泽东在雨中展开地图画了一条大大的弧线：“只要将守金沙江的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威逼贵阳一样。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

　　就在滇军部队昼夜兼程东调贵阳之际，红军却绕过贵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直插云南南部。滇军大惊失色，一面向蒋求救，一面调云南北部守金沙江的军队南下增援。不料红军再次虚晃一枪，前锋直抵昆明城。蒋介石不知是计，不得不又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保卫昆明。

　　重兵防守的金沙江，突然变成了几乎不设防的地带！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十万火急的指示抢渡金沙江。1935年5月3日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靠7只小船大摇大摆地渡过金沙江北上，将国民党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

　　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也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