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从于法西斯军国主义压力而放弃社会责任的日本新闻界，是如何误导民众，让国家走向了覆灭边缘的—— 

 1941年12月10日朝日新闻东京版早报

晏 英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五周年。但是，关于日本为什么会发动那场侵略性的战争并由此饱尝了战败的苦果，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总结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如果把原因单纯归结为军部的失控和军国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对原本对政治权力行使负有监督职能、负有向大众传播信息职能的报纸在把整个日本推向那场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必须进行深刻反省。

“九一八”事变后的15年间，日本政府为了宣扬“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荒谬观点，不断操纵新闻媒体，编造更多的谎言，最终滑入亡国的深渊

去年，国内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可以说是从媒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角度揭示日本法西斯战争真相的一部力作。作者前坂俊之写作该书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新闻界的失守，揭示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深刻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所实现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福音。而一个屈从于法西斯军国主义压力而放弃社会责任的新闻界，则误导一国之民，让国家走向了覆灭的边缘。

前坂俊之深刻揭露了“九一八”事变后的15年间，日本政府为了宣扬“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荒谬观点，不断操纵新闻媒体，编造更多的谎言，最终滑入亡国的深渊。“九一八”事变后，《东京日日新闻》坚持维护日本权益的一贯强硬路线。1931年10月26日早报的对开两版刊登了以《保护满蒙——我帝国的生命线》为题的特别报道。其中主张道：“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是经过日清、日俄两大战役，以十万的生命和数十亿的国币为代价获取的，是我国人民血和汗的结晶。”并将“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视为是“权益受到蹂躏和排日”所致，并不是领土上的野心。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政治谎言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和它的近邻和平共处了一千年，直到丰臣秀吉决心将其权力扩张到日本疆域之外。丰臣秀吉在一封致朝鲜国王的信中，说他已经平定日本，证明了自己的无敌，现在，他将侵入朝鲜、中国，甚至印度，把日本的风俗和价值观念传播到那些国家（［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第33页）。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列岛后不久，即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入侵朝鲜，企图通过朝鲜这个跳板，实现其图谋中华之野心。在明朝军队的抗击下，其野心未能得逞。

1855年，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在《狱是帖》一文中提出了“补偿论”，即通过“侵略弱小邻国来寻求它屈服于欧美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补偿”、“政府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吉田松阴的“补偿论”被后来的明治政府奉为最高国策，成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随后，山县有朋在出任首相不久便向内阁提出了《外交政略论》，明确提出“利益线”扩张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日本对外政策。这一主张公然将中国和当时视中国为其宗主国的朝鲜划入其利益线之内，防止俄国染指中国东北。日俄战争正是日本为保护其所谓“满蒙利益线”所展开的战争。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经济深受打击。日本的右翼势力认为，日本只有占领“满蒙”才能化解这场经济危机，日本才会有出路。松冈洋右第一次提出了“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论调。为了维护在满洲的“既得利益”，日本不得不投入更多社会资源，并为此而压制言论自由，进行舆论管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制定的舆论政策，以鼓舞士气为重点，并极力为侵略战争寻找“正义”的借口，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大东亚人民。石原莞尔把这一侵略行径鼓吹为日本千百年来形成的武士道“使命感”，狂言道：4亿中国人，偌大中国领土的统一需要日本进兵中国方能“拯救”，从而蛊惑国民，驱使他们为侵略战争服务。

“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媒体成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有力工具

希特勒曾得意地说：“我的新闻组织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例子，我们已经消除了任何人想说什么就有权利说什么的政治自由的观念。”墨索里尼也得意地说过：“我认为法西斯新闻理论是我的交响乐。”

1943年11月之前，日军大本营的新闻发布只是夸大战果，捏造并不严重。1943年11月之后，已经开始报道根本不存在的胜利。关于冲绳岛战役、吕宋岛战役、台湾海域航空战、莱特湾海战、马里亚纳海战、九州战役、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第三次所罗门群岛战役、布干维尔岛战役、拉纳尔岛海战等战役情况的发布全部都是捏造的。

仅举一例为证。1944年10月19日，台湾海域航空战，大本营发表报道称日本海军击沉击破美军的航空母舰19艘、战列舰4艘等共计45艘舰船。天皇还对此颁发了“奋战！大胆击破敌舰”的嘉奖圣谕，举国上下一派欢腾，甚至为纪念胜利而发行了唱片。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当时美军只有17艘航空母舰。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绝大多数国民相信政府发动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明明知道“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大阴谋，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却说是中国人的挑衅，日本予以反击是“正义之举”。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当时的日本国内根本就不知道，到了东京大审判时才得知。谋杀反战首相犬养毅也被报道为“爱国”行为。

从战前的舆论准备直到战争结束，除桐生悠悠等极少数具有良知和勇气的媒体人以外，绝大多数媒体人都在进行着助纣为虐的行径。在原来事件基础上，经过新闻媒体颠覆、虚构和张扬，制造出了被全国上下学习的“爆弹三勇士”、“爱的千人针”、“乐于赴死的神风特攻队”，甚至“爱国”爱到姑娘能为这些“英雄人物”殉葬的地步。二战中的日本民众听到的、看到的全是胜利捷报和战斗中感动日本的英雄人物，令人唏嘘感叹！

直到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各报纸都在早报报道了战败的消息，报道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过程，国民第一次被告知战争的真相，了解到了大本营发布的都是虚假新闻，了解到了报纸以往的报道谎话连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新闻管制，日本政府把自己国民的耳目蒙得严严实实，对真实战况一无所知，而真正的国家军事机密却被英美悉数破译。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是因为航程信息被盟军破译，最后导致了山本五十六的乘机在所罗门海上空被袭，山本五十六因此毙命。

如果日本媒体能够对战争进行客观详细的报道，也许这个国家就不会癫狂着走向覆灭

历史没有假设。可是，如果这15年间日本媒体能够对战争进行客观详细的报道，侵华战争的真相能够进入日本的千家万户，战争血淋淋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能够完整地展现在全体日本人眼前的话，也许这个国家就不会癫狂着走向覆灭。

近一两年，日本国内舆论受操纵现象有所增加，殷鉴不远，但愿前坂俊之的历史反思引人警醒。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本版供图 狄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