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昭 

　　导语：近日，一家名为“怡养爱晚”的养老机构变相吸储，卷走千余名老人上亿元养老钱跑路，被媒体曝光。随后媒体的调查发现，民营养老机构会收取高额押金或变相收取押金，已成行业潜规则。有人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监管失职。果真如此吗？

　　1民营养老机构盈利难的问题不解决，光有监管也难保养老押金安全。

　　2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高额押金问题，比强调监管更有效。

　　民营养老院吸金手段多样，理应加强监管

　　“怡养爱晚”的跑路，并未被媒体当成偶然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营养老机构更多的吸金方法被挖掘了出来。

　　拥有养老地产的民营养老机构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吸金：一种是让老人花费上百万购买养老公寓一定时期的使用权，老人入住期后，每月缴纳一定的费用，到期后返还购房款；一种是让老人投资老年公寓，住房交付后，开发商逐渐向业主回购产权，老人获得养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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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地产长期出租使用权，和收取高额押金并无本质区别

　　拥有养老地产的民营养老机构毕竟是少数，更为普遍的吸金方式是让老人缴纳押金。具体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缴纳几万元不等的押金，这些钱由养老机构保管，主要用于老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另一种老人交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押金，之后老人享受免费入住或打折入住。老人走的时候，养老机构还会退还本金。

　　据业内人士介绍，多数民营养老机构会收取押金，押金越高，意味着养老机构可能服务的条件也高一些，这已经成为行业默认的规则。对于民营养老院来说，无论是一次收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押金，还是一次收取上百万的购房款，都可以立即获得上亿无息资金。这笔钱无论是做投资还是借贷，都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但这让老人们的资产处在巨大的风险之中，养老机构也涉嫌非法集资，因此有媒体呼吁高额押金不能成为监管空白，在情理之中。

　　但民营养老机构盈利难的问题不解决，光有监管也难有实效

　　收取高额押金，并不利于民营养老机构招揽顾客，但为什么它还成了行业潜规则？虽然不排除一些行业中人想借债投机，但它能成为行业潜规则，和整个民营养老机构盈利困难密不可分。民政部2015年的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收支勉强持平，40%的民办养老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状态，能盈利的不足9%。

不幸的是，这种现状可能还可能持续很久。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大力发展养老事业，老年服务机构床位数的增长成为政府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床位数大量增加。然而，入院养老的人数却没有同比例增加，养老院的空床率从2010年的22.96%上升到2014年的47.64%。一般来说，养老院入住率要达到七八成，才能实现盈亏平衡。

民营养老院空床率高，很难盈利

　　如果靠提供养老服务不能盈利，即使规定了民营医院收取押金的标准，民办养老机构也会想办法赚钱。就在去年，楚天都市报报道了武汉市黄陂区的养老院以高返利、多折扣的手段，吸引社会投资的做法，如向某老年公寓投资2万元至10万元，不仅可享受居住优惠，一年还能拿到1400元至1万元不等的返利，3年后返还本金。

　　这和交几十万上百万押金，就可享受入住优惠，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更为“优惠”。当地民政部门也进行了监管——劝诫相关养老院停止这种集资方式，但对方都以“业务营销”为由拒绝接受。当地工商部门则表示养老院以高息、打折等方式吸纳顾客投资，属于超范围经营，并没有认定为非法集资。

　　此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养老机构，根据现行法规没有贷款资格，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由于经营困难、盈利能力有限，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不严，很难改变养老机构用押金或者押金变种的方式赚钱；管得过严，堵死了民营养老机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结果很可能是民营养老机构大面积消亡。而且无论监管是否有效，对上万家养老机构进行监管的行政成本注定是巨大的。

　　消除高额押金，给民营养老机构公平的市场地位更重要

　　我国有没有不变相收取押金的养老机构呢？有，那就是公立养老机构。他们之所以不收押金，不冒着违法的风险赚钱，是因为它们的硬件设施不仅完全由政府投资，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这也是公立养老院物廉价美、物超所值的秘密所在。

　　相比之下，民办养老院的待遇就差得远了，虽然它们也能享受一定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但力度不足，且很多优惠政策落实困难。

　　以北京为例，2016年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机构入住率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虽然北京已在土地使用、建设资金、运营补贴、水电气等方面出台了优惠政策，但扶持政策普遍存在享受条件较高、审批周期较长等问题，落实力度及覆盖面有限。

　　其中，北京市发改部门针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一次性扶持政策，由于使用的是市固定资产投资，需要经营者出具自有房产或土地的证明，且严格履行为期18个月的第三方审批评估程序，到报告出炉时，只有8家机构享受到了政策补贴。

　　北京市还明确养老机构享受水电气暖居民价，基层企业每每以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发文为由延缓执行，部分农村地区机构一年的取暖费用超过20万元，成为沉重负担。而营利性养老机构基本没有享受到相关扶持政策。

　　没有优惠条件，民营养老机构维持生存都不易，自然也无法像公立养老机构一样，不收押金。

　　政府的养老投入更有效率，也有助于消除高额押金

　　我国对养老产业发展不可谓不重视。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及所属各职能部门一共出台了20多项与老年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也花了真金白银，民政部李立国部长曾表示，“仅在2014 年，财政和民政部门，共有约250亿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但正如上文所说，政府把老年服务机构床位数的增长当成了重要的考核指标，却忽视了利用效率，结果陷入了床位数和空床率同时增加的怪圈。在社科院研究员唐钧看来，过去的养老政策很多，看起来面面俱到，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我国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2 亿，其中失能老人数达到3700 多万。在他看来，失能老人应该作为发展老年服务的突破口。因为这些老人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最为迫切，养老费用也最为沉重。如果他们不去养老服务机构，老年服务机构空床率高经营亏损难以为继的局面很难改变，机构发展不能持续，也会拉社会福利事业的后腿，形成恶性循环。

失能老人需要全天照看，是最该被养老机构接收的群体

　　唐钧给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可以通过长期积累的保险手段来筹集资金，二是政府和社会提供救助和补贴。

　　如果能以保险和补贴的手段解决了失能老人住不起养老院的问题。一个良性循环可能由此出现——有长期照护需求的老人有了支付能力，入住老年服务机构，老年服务机构的床位客满经营获利，机构的兴旺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如果这能够实现，我们就更没必要担心高额押金的问题了。“富裕”起来的民营机构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会从各个方面提升服务质量，高额押金这样有违法风险的陋习很可能被养老机构最先抛弃。“富裕”起来的老人们，对收高额押金的养老机构，也有了更多拒绝的底气。

　　行业中出现种种乱象，呼唤政府的监管没有错。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没有公平的市场和对症的政策，光有监管可能只是扬汤止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