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金色雅居北区业主堵路维权。(资料图)本报记者 胡磊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金色雅居北区居民因与物业公司矛盾堵路维权一事。类似比较过激的维权行为近期不断在我市上演，民众纷纷对这种“为自己维权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提出质疑，而从根本上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需要相关部门积极作为，用畅通的维权渠道引导维权者放弃比较过激的思维。

　　不断上演的“维权闹剧”

　　2016年4月26日上午，谈及此次堵路行为，一位业主对记者直言，他们的目的是“以堵路等比较过激的方式引起相关部门注意”。这种熟悉的说法，正是“非正常维权”最典型的脚注。除了这次导致二环东路交通瘫痪一小时的堵路行为以外，类似的维权方式近期在济南已不止一次上演。

　　2016年3月28日9：30左右，部分要求解决拆迁后保障等问题的上访人员，将槐荫区政府门前的经十路北半幅道路堵住，导致多条公交线路无法正常运行。10：00左右，一部分上访人员直接坐在了经十路机动车道上，并利用横幅等将道路封堵，致使经十路双向交通瘫痪近1个小时。

　　由于双向车辆无法通行，导致短时间内堵车5公里以上，救护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也被延误运行，还有部分赶往济南西站乘火车的旅客也被堵在了路上。有被围困的私家车主忍无可忍，与堵路人员交涉，不但没有被放行，反而引发冲突。不仅如此，由于经十路与G2001高速路贯通，经十路的拥堵也导致了高速出口的通行困难。7名煽动堵路的违法人员因扰乱公共秩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015年10月12日15:50左右，上百名金鑫物流受害业主先后在济泺路泺安路口、小清河北路路口聚集堵路，造成泺口周边交通瘫痪3个多小时，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诸多私家车主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发消息严厉谴责。

　　对堵路等方式的过激维权行为，江西省一名检察官杨涛曾撰文分析：“以往很多堵路的经验表明，相关部门通常是不会特别理会一些维权者要求的，将他们推来推去，因为他们知道，不搭理这些人并不会引起什么特别严重后果。而一旦这些人集体上街堵路，事件性质似乎就变了，好像从一个单纯的维权事件变成维稳事件了，这时他们才会格外注重维权问题，因为解决了这些问题，堵路就会消失，也就达到维稳目的了。”

　　“堵路维权”者打的正是这样的算盘：他们发现一些部门重视维权纠纷是有门槛的，既然只重视大的维权纠纷，那么就把“小纠纷”闹成“中纠纷”，仍得不到解决，就把“中纠纷”闹成“大纠纷”，甚至闹成媒体关注的公共事件，直到对方认真解决为止。这种事多了之后，维权者开始意识到一种被异化的逻辑：正规途径维权无望时，必须用堵路等违法手段，倒逼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这样，“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便形成了。

　　不少市民接受采访时称，对维权者的处境表示同情，但终归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自己需要维权就可以侵犯他人权益，那公交车上纵火、伤害无辜儿童等行为也是对的了？”一位市民愤怒地表示。

　　面对“维权闹剧”有些国家“零容忍”

　　2012年11月26日，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171名中国籍司机，以“集体病假”的方式罢工，要求公司加薪、公布工资和奖惩明细，以及改善住宿条件等。

　　当天早上5：30和9点，SMRT公司两次派出管理层人员到员工宿舍协商。下午4点，SMRT副总裁张秋云和新加坡政府人力部的官员也出现在员工宿舍。张秋云允诺提高中国司机底薪25新币，但表示需要一周时间在领导层内通过。

　　但中国工人并未完全买账，11月27日，仍有88名司机继续请假。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出乎这些中国工人意料。当天新加坡政府人力部将中国司机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罢工”，并表示对此“零容忍”。这是新加坡25年来首次罢工，中国司机也第一次听说“非法罢工”这个概念。

　　11月29日，4名牵头的中国司机被捕。两天后，29名积极罢工的中国司机被吊销工作准证、遣返。同一天，另一名中国司机以威胁资方为由被捕。而所谓“威胁”，指的是他在协商中说了句：“如果副总裁都不能拍板，谁知道一周后是什么情况？”两天后，这名工人在庭审中迅速认罪，被判处6周监禁。

　　“新加坡用刑诉对付停工的工人”，在当时引起了部分国际人士的争议，不过，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新加坡受访者认为，中国司机们应该用更合理的方法宣泄不满，76%的受访者认可政府及时采取行动、避免局面失控。

　　新加坡曾罢工频发。在1962年9月之前的14个月内，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了历史纪录。1968年初，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全部议席之后，新加坡国会修改和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为罢工制定了严苛规定，违反者会被处以最高一年监禁和2000新币罚款。第二年，新加坡的罢工事件总数为0。

　　2013年2月，中国司机罢工案宣判，面对共谋教唆罢工及煽动罢工两项控状的何军令坐牢七个星期，高悦强、刘翔英和王献杰各面对一项共谋教唆罢工罪，分别坐牢六个星期。法官宣判时说，4名被告或许认为自己受到冤屈，不管是否有根据，但他们不能自己来执行法律。被告表面上策划大规模罢工是要向SMRT施压，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清楚那将影响交通服务，对公众造成不便，影响每天乘搭公共交通的乘客。这是加重刑罚的因素。

　　而其他“过激式维权”的方式在新加坡就更加行不通。2012年12月6日，两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新加坡因薪资纠纷爬上六七层楼高的塔吊，事后两人因非法滞留工地和引起惊慌被逮捕。类似的事件2012年还发生了两起，两名当事的中国工人分别被处以10周和5周的监禁。“过激式维权”

　　理应叫停

　　新加坡的做法或许有值得借鉴之处。2016年4月26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郑州市建筑市场条例（草案）》。根据“草案”，爬楼、爬塔吊、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讨薪方式要被叫停。

　　一味禁止未必能够收到成效，减少“过激式维权”，重在找到“病因”。

　　采访中，金色雅居北区业主告诉记者，堵路行为之前的25日下午3时许，浩宇物业及部分社会人员拦车后，警察到场未能解决问题。在此之前，他们曾多次反映该物业公司无资质运营问题，一直没有相关部门出面进行有力的管理和协调。

　　针对过激维权方式的出现原因，知名律师郝劲松表示，这反映了维权通道的不畅，如果一些问题打个电话就可解决，谁去堵路呢？走法律途径固然好，但打官司不是一两天能判下来的，若起诉了，经过立案审查期、开庭、宣判……一年两年就过去了。比如供暖纠纷，等官司打完，当年的供暖季早就过去了。“堵路维权”并非不理性，当事人会去衡量各种维权方式的利弊并尝试，最终会选择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记者发现，在各类“堵路维权”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防止事态激化。各地的处置方法多以“不违法、不硬来”为原则，主动以对话方式，寻求与维权者达成意见上的一致，并协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其间，维权者的利益诉求也大都能得到重视，相关问题解决也有所进展。

　　而在此之前，维权者大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维权过程。采用极端维权方式之后相关部门的态度落差，以及纠纷往往得以解决的结果，又成为催生下次“过激式维权”行为的恶劣的示范效应。

　　“在这方面，我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反思”，郝劲松说，老百姓若能找得到合法有效的维权方式，会去堵路吗？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作为，及时应对并关注老百姓的合理诉求，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堵路维权”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