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4月18、19两日，印尼政府主持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调研会，讨论发生在1965—1966年的屠杀事件。这是印尼政府首次支持此类讨论会，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由于当年屠杀事件约有30万华人死难者，中国人也对此非常关心。那么，究竟为何印尼政府要开这么个讨论会？又如何看待印尼政府人士“不会道歉”的声明呢？

　　对于当年的屠杀事件，印尼当局向来讳莫如深，近些年的民主化让此有所松动

　　1965-1966年间，印尼军政府血腥清洗了国内数十万“亲共左派”。一般认为，被屠杀的总人数超过了50万，其中约30万是华人。对于此事的详情，可以参考今天的短史记《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看来，印尼当年的这次屠杀针对的就是华人，但在印尼人的语境中，包括这次讨论会在内，并没有突出族群色彩，对当年事件，主流视其为一场针对印共或左翼人士的屠杀。

1965年10月，印尼共产党青年组织被带至雅加达一所监狱

　　伴随这场屠杀的，是苏哈托三十年独裁统治的开启。然而自1998年苏哈托倒台、印尼开启民主化以来，印尼政府一直没有表现出承认屠杀事件的姿态，更不用说对行凶者进行惩罚。印尼国内也基本不允许讨论那次事件，围绕那场屠杀的辩论主要局限于海外。 半个世纪后，至今仍有大量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被排除在公职之外，在整肃后失去工作而陷入贫困，且备受社会歧视。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尽管这场屠杀的主要制造者基本都已经过世，但这个暴力事件牵涉的军事、政治和宗教团体，至今仍然处在印尼精英政治阶层的核心，让他们深刻承认当年错误并做出反省乃至赔偿，想想也知道非常困难。

　　不过得益于民主化带来的言论环境日益宽松，对事件真相的追寻与反省还是有了松动。2014年上台的印尼现任总统佐科，在竞选时曾经承诺过要解决这个问题。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开始表示道歉——2012年， 印尼Palu的市长Rusdy Mastura代表政府为屠杀道歉，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以官方身份进行正式道歉的官员。Mastura本身来自右翼政党，当时却出席了一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的聚会，并吐露他曾在五十年前于监禁左翼分子的集中营中做过警卫，在担任警卫期间，他知道至少有四个囚犯被杀害，并目睹大量的囚犯及其家庭在集中营内强制劳动，且受尽歧视。然后，他向受害者家属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道歉。此后，他签署了法案让Palu市为受害者家属提供了一些帮助。

　　从目前情况来看，很难说印尼政府会对事件“反省”到什么程度

　　然而总体来说，“松动”只是局部的，整体上看印尼当局并没有反省的迹象。一次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印尼释宪法院决定，撤销有关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二零零四年第二十七号法令，理由是该法令违反宪法——这使得历年违反人权事件受害者与前印共份子要求平反及索赔努力大受挫折。印尼很多人士对法院决定表示了欢迎，因为如果该法令落实，与屠杀有关的教会人士将被列为被告，必须向前印尼共份子道歉，而他们将获得赔偿。就因为这种原因，印尼政府就决定继续让真相被掩埋起来。

印尼近日召开名为“用历史眼光解剖1965年悲剧”的讨论会

　　所以，尽管最近这次由政府召开的讨论会算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所谓的“反省”也必须打上引号——因为政府明摆着是应对外界压力才举行这么个讨论会的，印尼当局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也非常明确：不能借助外力而是要在国内解决，通过协商而非法庭解决，对事件只表示遗憾而坚决不道歉。关于政府态度最明显的证据来自政法安统筹部长鲁胡特对屠杀死亡人数的表态——他表示遇难者人数不可能超过1000人，并反问“你们能指出一个万人坑给我看吗？指给我，我就去。”

　　不过这算不算政府的最终表态，目前还是未定之数，因为鲁胡特的态度也可能只是一种“讨价还价”。在讨论会上，各方代表都明确要求印尼政府对当年的屠杀表示道歉，对鲁胡特的态度表示严重不满，有团体甚至因此而抵制了第二天的讨论会。一些人士相信总统佐科的态度会与鲁胡特不同，相信他会履行竞选时的承诺。一位主管国防学院的退休将领也表示鲁胡特的说法并不能代表政府最终态度，他称“政府的立场将依据讨论会的结果来确定”。

　　结果到底会如何，与各方博弈者的力量有很大关系。从其他国家对历史事件反省的经验来看，那些社会整合性差，没有形成广泛社会参与，国内不同群体缺乏互信的基础，以及充斥暴戾文化的国家，很难滋生和解的道路，即使确定了和解的方向，由于真相的调查缺乏独立性，以及受调查不全面、司法效率低、延迟补偿等因素影响，真正的和解很难达成，类似的国家有肯尼亚、利比里亚、加纳、斯里兰卡、斐济、哥伦比亚等等。

　　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类似“追寻真相寻求和解”的运动也有很多成功案例

　　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道路，依然是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这是实现“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通过调查、披露历史罪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当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个国家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著名的委员会来自南非和卢旺达。

　　这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族际关系的意义上和解，像南非，卢旺达，肯尼亚等。另一类则是指国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和解，像捷克、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像前一种中，南非是和解的典范，后一种中，捷克、智利等成为典范。这些国家在对历史真相进行揭示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不同民族间、不同人群间的和解。

关于印尼1965屠杀事件的纪录片《沉默之像》，该片获得奥斯卡提名

　　能否成功实现和解，有很多有关的因素，像弱势政权和强势政权，实现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总得来说，有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这些反省通常与当事人即将离世、需要给一个交代有关，即使不愿意道歉，一些政府也愿意给历史事件的受害者一些补偿；真相与和解往往需要一些外部环境和外部人士推动，像联合国在这方面就做了许多工作，而印尼之所以在今天对历史的反思有所松动，与美国人奥本海默拍摄的两部纪录片《杀戮表演》《沉默之像》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人士要对事件进行积极奔走，并推动社会形成民主讨论的气氛。

　　“寻求真相”带来的好处尚在其次，“把伤疤揭开”本身意义就非常重大

　　真相与和解运动的好处巨大，有些国家因此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人民的团结，以及经济发展，最典型的是卢旺达。但即使没有这种好处，真相与和解的意义也依然巨大。像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把历史上的“伤疤”揭开——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因历史上针对原住民的迫害，进行了调查和道歉，而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则是揭露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李承晚政府对大约有十万之众的左翼人士和无辜平民进行的屠杀，韩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反省和赔偿。

　　这些举动并没有背负特别大的政治压力，但依然去做了，原因正在于对真相的追求本身就意义重大。联合国专家曾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每个人都有不可分割的权利，去了解政府犯下的巨大罪行。尤其是那些死亡、强迫失踪的案例中，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更是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了解罪行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受害人的命运究竟如何。”该报告认为，一个社会将从真相委员会这一制度中受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会让人们对当局保有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防止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对当年的“排华屠华事件”，印尼需要向华人族群进行道歉和赔偿。但如何让印尼走向真相与和解的道路，需要国际社会多想想办法。“自揭伤疤”是人类之所以能称之为“文明”的重要举动，其意义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