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于文革前一年，在安康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他的新政观点，诸如“解放思想”、“政令公开”等。

　　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的安康讲话以及在陕西的百日主政，是“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说，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英雄榜、光荣榜。

　　在这部电视剧中，作为改革开放一位重要领导人和推动者，胡耀邦的形象渐渐鲜活起来。

　　而在陕西，近期出版的《1965：耀邦早春行》，更是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于文革前一年，在安康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他的新政观点，诸如“解放思想”、“政令公开”等。

　　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的安康讲话以及在陕西的百日主政，是“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1965年安康8天7县的“超前试验”

　　■华商报记者 孙强

　　做新闻工作近30年，李大斌大多数时间都是安康日报社一名记者、编辑。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能“采访”大人物胡耀邦的故事，还以此写出了厚厚一本书《1965：耀邦早春行》。

　　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用20多年时间，终于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梳理清楚，却不经意地看到了这位大人物的一条思想脉络——在1965年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安康，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超前改革试验”。人们耳熟能详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观点、提法，都能从胡耀邦在安康8天7县的行程中找到些许渊源和端倪。

　　“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寻访到数十名当事人，查了很多原始档案、文史资料和县志，李大斌确认胡耀邦安康之行是1965年2月6日至14日。这位刚刚上任的省委书记跑得很快：6日在宁陕县，7日在石泉县，8日在汉阴县，当天又到旬阳县，9日、10日在白河县，11日到平利县，12日、13日在安康县，8天跑了7个县。第9天的2月14日，离开安康。

　　时年胡耀邦49岁身兼数职：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其后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

　　这是胡耀邦第一次主政一个省的工作。当时陕西的情况复杂。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记载，“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改和镇反很不彻底’”，“阶级斗争格外激烈”。仅1964年，就有6000余名干部、群众被视为敌对分子抓捕，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在批斗中发生自杀430起，死亡364人。

　　而百姓生活更为困苦。八百里秦川沃土，陕西人却吃不饱。粮食单产全国最低，比西藏都少。家家户户不够吃，吃红苕，“把嘴都吃歪了。”李大斌当时十来岁，亲眼见过粮店门口挂块牌子，上写“毛主席语录：红苕很好吃，我很爱吃。”老百姓想要卖几个鸡蛋、卖几捆柴火，都算“投机倒把”，算是“剥削收入”。仅西安一地，一度打击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主政川北时，他就提出“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面对陕西的复杂形势和落后面貌，他要发声说话了。

　　2014年8月8日。西安止园饭店。“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上，79岁的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回忆当年。徐山林当时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工作，多次听过胡耀邦讲话。他说：“耀邦同志心敞口直，了解实情，敢说真话，他的讲话常常就像一块石头撂到死水潭中，让大家都很兴奋。”

　　李大斌在采访中听到过很多令他激动的话，比如胡耀邦在平利干部大会上讲：“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如果粮食不多，猪不多，棉花不多，油不多，还叫什么大好形势？”

　　这段话如今看来波澜不惊，当时却属惊人之语。那时，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陕西的政治空气是“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而胡耀邦公开讲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苦，以及“社教”运动过火，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政治勇气。　

　　“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讲话，是在实地调查后做出的判断。当年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干部如实反映基层情况，要“冲口而出”。

　　离开省会调查研究的第一站，胡耀邦选在安康。此前的1965年1月，省民政厅的一份报告称，安康专区断粮人口达3.6万多人，紫阳、安康、汉阴三县还发生了因生活困难自杀、病饿死事件11起12人。

　　1965年2月6日，大年初五，他乘车去安康。当时西安到安康，没有铁路，只能翻秦岭，走210、316国道。

　　时年31岁的郭步越是随行者之一，他是速记员。2014年8月，西安建国四巷一栋普通楼房，80高龄的郭步越向华商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耀邦和我们6个人，两辆吉普车。有时我跟他坐同一辆。”

　　车过宁陕广货街，胡耀邦发现一排房子空着，一问，才知道是“大跃进”时大炼钢铁遗留的。又过旬阳坝，山上岩洞里竟然住着人。胡耀邦发火了，“太不像话了，世界上竟有这等荒唐事！我们是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为啥把房子空着，让老百姓住山洞！什么叫群众观点？什么叫阶级路线？我们共产党人做这样的蠢事，不痛心吗？”

　　在旬阳，听说当地的土产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就近运往湖北，只能“倒流”翻越秦岭到西安。对这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胡耀邦又发了脾气，“自己封锁，祸国殃民。这是蠢！死官僚！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百姓，只想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

　　郭步越说，耀邦就像一团火，凡是接触他的人，无不受到感染，永远难忘。

　　邓小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评价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认为他是有思想的实干家。从1964年11月底来到1965年6月下旬离开，胡耀邦主政陕西共两百多天，大会小会讲的都是先把生产搞上去，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向国务院申请减轻1965年陕西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他说：“让农民缓过气来，过几年赶上去了，会给国家更大贡献。”周总理同意了，还拨款给陕西建了几个化肥厂。

　　减少的3亿斤征购粮指标，胡耀邦层层分配到各地、县、区，直至公社、大队、生产队。这对穷困至极的农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他在石泉县告诉干部：减了大家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睡好觉了吧。“不要就松劲了，减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

　　“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我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在安康调研的8天时间里，一上车，郭步越大多是打盹。白天，胡耀邦每到一地召集大会小会，他都要速记——用速记符号快速记下来，再连夜整理出来。郭步越干了一辈子速记，至今提笔就能写出“胡耀邦”几个字的速记符号。但他记忆更深的，是胡耀邦当年说的那些“大胆”的真话。

　　2014年8月29日。安康市档案馆。华商报记者翻阅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有本120多页的“胡耀邦同志在安康、汉阴、石泉、宁陕、旬阳、白河、平利等县干部会上的讲话报告”。快50年了，纸页脆黄，铅印的字迹依然清晰。

　　如果不了解当年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氛围，就不好理解胡耀邦当时的讲话，为何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当时搞“社教”，人人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查“三代”（父辈、祖辈、太祖辈）、“五夫”（姐夫、妹夫、姨父、姑父、舅父）。

　　胡耀邦却在安康说：“家庭出身无法选择。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他们几十年前，都是地富家庭的子女，他们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出来搞革命。所以前途是可以选择的，不要唯成分论。”同时代表省委提出“三个暂停”：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纠正过火的“社教”运动。

　　每到安康一县，胡耀邦都要“办案”，尤其是问被抓起来的干部、群众的生活作风问题，特别是“男女关系”。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本来就是有关系嘛。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必须严查。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一般不查。”

　　多年的斗争哲学，宁左勿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惯性思维。胡耀邦在石泉干部大会上说，“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了，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他还学了一句安康方言，说，让犯错误的干部回去好好劳动，表现好了今后还可以入党嘛，不要让他“球伙”（安康方言，完蛋）了。

　　胡耀邦强调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什么是好干部呀？把生产领导好，增了产了，就叫好干部。”这与改革开放后，他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胡耀邦还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要学习只言片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党组织和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2014年8月30日。安康。87岁的张子美老人回忆耀邦：“个头不高，说话带笑，乍一看，不像个威严的大领导。”74岁的张培祥老人当年是安康县广播站的录音员，胡耀邦当时在安康“三干会”讲话时，他做了录音，也近距离目睹了耀邦的风采：“讲话没有空词，虽然是一口湖南话，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胡耀邦那时总是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黑粗呢大衣，衣角还有一大块补丁。李大斌还寻访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胡耀邦到平利县，随行的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跨进会议室，人们以为胡书记来了，都站起来鼓掌。秘书直摆手，让不要鼓掌。大家以为是胡耀邦谦虚呢，越发鼓起掌来。秘书赶紧退出门外，等着胡耀邦进来。

　　胡耀邦开干部大会，一见有人掏笔记本，就说，不要记，又要听又要记，你不嫌麻烦啊。大家就都笑了。

　　在白河开会，胡耀邦不坐主席台，而是让大家把桌子摆成圆形，一起随便谈。听众越来越多，后排人看不见，胡耀邦索性起身站在凳子上讲。在安康县，他请忠义公社新民大队支书朱文孝也到台上，一人拿一个话筒，一问一答，一起解剖“麻雀”，省委书记来分析一个小队的生产，让大家耳目一新。

　　在宁陕，一天清晨，要吃早饭却找不到胡耀邦。原来他起了个大早，沿着长安河，一路走到关口下街。见一农妇提着竹篮，篮里几把小葱，用半块布盖着。胡耀邦问，你卖得啥？村妇赶紧答，我不卖，我是送人的。胡耀邦知道这是托词，说，你多种一些菜，城镇居民也要吃菜嘛。村妇看着这人和气，说，不敢卖，发现了，晚上队里要批斗哩。胡耀邦给村妇壮胆：“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走到县人武部门前，见一老人背了捆柴火，问，柴是怎么卖啊。老人见他不像买柴的，半晌不语。胡耀邦就与老人家攀谈，问家住哪、几口人，又说，给你家里和邻居说，街上缺柴，多背些柴上街来卖，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老人高兴了，说，我们卖把柴，是想买点儿盐。

　　“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类似的故事，李大斌采访到了不下数十个。当时大家都喊胡耀邦是“胡青天”。

　　李大斌觉得，这是老百姓最质朴的感情，胡耀邦待人平等，没有什么派头。在旬阳蜀河有次吃午饭，两桌人安排在两个地方，胡耀邦说，摆在大案子上一起吃嘛，“乘船都在一起，吃饭咋不可以在一起呢？”于是，省委书记与划船的船夫围在一起吃了顿饭。

　　这些情景，郭步越、李大斌等人都津津乐道。胡耀邦在陕西只待了二百多天。1965年2月13日晚，是胡耀邦在安康待的最后一晚，他口述，郭步越记录，写就了一份三千余字的《电话通讯》，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郭步越记得，胡耀邦签字时是“1965年2月14日凌晨二时”。这份指导生产的“通讯”以省委名义发往各地，并报中央和西北局。三天后，胡耀邦被批判，说他否定社教成绩，可能引起翻案风。

　　有人问：胡耀邦提出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多次写检查通不过，胡耀邦压力很大，一度得了大脑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有天他与郭步越谈，说这是逼他承认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偕张爱萍将军来西安，把胡耀邦接回北京。张爱萍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