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失孤》现实版:父亲寻子14年(2图)

发布时间:2016-03-29 10:58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年02月24日 10版 | 查看:1254次

 杨文生寻子

 杨文生寻子

  杨文生把一个“负担”背了14年,没觉得累。等它消失了,却忽然喘不过气来。

    去年5月的一天下午,他家所在的湖北黄石马家嘴一带停电。儿子杨鑫跟妈妈说了一声“下去玩会儿”,再没回家。

    杨文生跨上摩托车,找儿子,走了12个省、2.5万公里,发了七八万张传单。

    6月份买的摩托车,已经换过两次电瓶。原本壮实的杨文生被风霜吹走了精气神,他脸颊凹陷下去,“瘦成了鬼相”。

    “没人敢劝他停下来。”亲戚说。腊月二十七,隔两天就过年,他再次跨上摩托车出发。这位父亲不知道除了找儿子还能做什么,“怕过节,去年这个时候孩子还缠着我玩闹呢。”

    小学一年级时,杨鑫被诊断为严重多动症。打工多年的杨文生辞了工作回家,一陪7年。儿子上不了学,他就自己教,“从没觉得这是负担”。

    80岁的外公至今不知道孩子走失了。“这个没良心的怎么还不来看我。”杨文生听见老人叹息。

    这两天,杨文生感冒了,头晕、鼻塞、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他视力只有0.3,白天也很难看清前路。摩托车上载着两面红色旗帜、5千张寻子启事、名片、条幅,还有T恤衫。储物箱里放着一本《中国高速公路及城乡公路网地图集》。

    一拧油门,摩托车的发动机就突突突地响了起来。杨文生最近发现,驮上了他人生几乎全部重量之后,这个排量125cc的铁家伙正在迅速衰弱,越跑越没劲儿。

    有媒体称他是电影《失孤》现实版,可他自称,跨上摩托车之前,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寻子途中听人说起,才找来看了看。

    “演得挺好,但是那种难受劲儿电影里根本演不出来。”杨文生说,他的声音在大货车驶过的呼啸中断断续续,“我文化太低形容不了,反正就是太难受了。”

    村里的路都长得差不多,软塌塌的泥巴被沉重的车轮挤出道道沟,杨文生的摩托车就在这一道道沟里摇晃着。

    50元油钱够骑两天,泡面很奢侈,他饿了就啃两口馒头灌点水,只住二三十元一晚的旅店。杨文生辞职后,家用靠妻子的收入支撑。女人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被砍成两半,一人一份。

    “当父亲的把孩子丢了,心里实在有愧。”杨文生说,他年过半百的身体已经很难经受路上的风霜,“说不定哪天就死在路上了”,但他停不下来。

    快40岁,杨文生才有了这个儿子,“对孩子那种疼,别人都没法体会”。

    杨鑫朋友少,不爱说话,杨文生就在湖北黄石老家找了一份只上半天班的临时工,留下半天陪孩子。

    他每天下午3点之前准时到家,一进门就能听到眼巴巴等爸爸的杨鑫问:“我们去哪儿玩?”

    杨鑫的表哥说,从来没见过男孩子能和父亲那么亲,晚上趴在爸爸身边睡觉。这份依恋让杨文生对温州近万元的薪资毫不在意,甘心挣黄石的两三千元。

    在过去的日子里,杨鑫表哥没少见杨文生因为儿子打架去和别的家长交涉,但当爸爸的却否认儿子“很麻烦”。他只是一遍遍重复:“给他20元都花不完,还要还给我,哪里去找那么听话的孩子。”

    他记得儿子小时候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感动:四五岁,磕破下巴缝针,还直说“爸爸我不疼”。 

    杨鑫走失前不久,杨文生某天偶尔转头,发现儿子已经比他高出很多。拿卷尺一量,14岁的杨鑫已经有1.7米的个头了。

    “平时他走路低着头,都不太察觉得到。”杨文生小心翼翼地回忆。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他背负了14年的“负担”就从他生命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身高、体重这一串冰冷的数字印在寻人启事上。

    发现孩子丢失第二天,杨文生辞了工作。附近街道、工厂、学校、商店的监控录像,他都想办法下载下来,超过100G大小,他一点点反复地看。警察告诉他回去等消息,可他坐不住了。

    他在网上看到,河南曾经有黑砖窑,扣留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孩子强制劳动,越想越害怕,当即动身去河南,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几乎所有的村子都去过了”。

    刚开始他坐火车,然后包车进村。可是一个月五六千元的路费很快让他无法承受。他就干脆改装一辆摩托车,把寻子的全部希望都押在上面。

    刚开始,他只想抓紧时间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就做了两面1.5米长的旗帜插在摩托车后座上。在湖南凤凰山,大风拖拽着猎猎作响的旗子,卷进后方驶来的汽车,把杨文生拖倒在漆黑的山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差点没命。

    后来,他把旗子改小,也不敢没日没夜地赶路了。走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停下来,支起海报,让人拍照转发。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用个人微博转发了他寻子的新闻,并表示将部署调查。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给他打来电话,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找到他。永远有匿名的人为他那部一天接打几百通电话的手机充上话费。但更多的时候,在旅途中陪伴他的还是寂寞和失望。

    除夕夜,他栖身一家旅馆,听着爆竹在窗外一声接一声地炸开,“心像刀绞一样”。

    “杨鑫:若你平安才是老爸最想要的祝福。2016我只希望有你的消息。”他在朋友圈写道。那辆满载希望的黑色摩托车孤零零地停在路边。风刮起来,鲜红的旗子被猛烈地抖开,上面黄色的文字和照片被阳光晒得耀眼,田间的路上没有人经过。

    他加入了几个有两三百人的寻子QQ群,这些群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没有消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杨文生说,“我想要是有一个人找到孩子,大概好几百人要去他家庆贺哩。”

    春节前夕,QQ群里蹦出消息,一个找了孩子十几年的家长,再也忍受不住,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杨文生还是要坚持下去,就像他从没放弃宠爱这个多动症的孩子一样。

    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说孩子坐不住,扰乱课堂秩序,他就向老师求情,能不能在教室外面给他摆一个凳子,“如果我在孩子就能安生一点儿。”没有老师同意,他就带着孩子一次次地转学。

    “马家嘴小学读了一年,黄思湾只考了一次试……”他喃喃地数着,4年的时间,他带着孩子转了五六所学校,从黄石一路到了武汉。4年级以后,无人愿意接收的杨鑫不得不退学在家,杨文生每天教孩子读书。

    这个精明的湖北男人并不是不知道,街坊邻居经常有人背着杨鑫说,“看那个傻子”。但杨文生坚持认为孩子聪明得很,只是读书没有跟上。

    杨鑫4岁时跟老爸逛街,杨文生偷偷躲在树后,观察儿子的反应。结果杨鑫跑到一个单位门口找到穿制服的保安:“我把爸爸丢了,你帮我打个电话吧,号码是13872058969。”

    “我的孩子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被人搞(死)了,要不就是被人控制着。”他语气坚定地说,“否则不会不跟我联系。”

    他只能强迫自己一刻不停地走下去。见到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就停下脚步问几句,进入以拐卖儿童闻名的村庄就猫在高粱地里偷偷观察,或者是跟着拉砖的车溜进砖厂,一个一个仔细辨认窑里走出来的工人。

    “或许我没办法直接找到,但是我要让全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杨文生,丢了他的孩子。”他说。

    在湖北咸宁的街头,他遇到一个流浪汉,是从东北被传销团伙骗出来的,“臭得谁都不愿意靠近”。但他用摩托车把流浪汉拉去了火车站,给他402元,“足够买车票了”。

    坐过他后座的流浪汉不止一个。杨文生最困难的时候,只能把他们拉到交通方便的路口,然后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掏出来,叮嘱人家“自己要饭回去”。

    “将心比心啊,我就想如果我儿子是这种情况,也希望有人能帮他一把。”这位52岁的父亲说。

    对于已经慢慢习惯旅途疲惫的杨文生来说,最难熬的时候还是晚上,以前不抽烟的他坐在路边,一抽就是好几包。不敢闭眼,一做梦就是孩子在问他,“爸爸你怎么还不来接我”。

    掐灭烟头站起身,他还得继续前行。

    其实,自从在河南找了一个半月之后,杨文生就没有明确的目标了,“走到哪儿算哪儿”。偶尔发现孩子的QQ在青岛登陆过,就从湖北一头扎向青岛,在青岛接到电话说上海有个男的很像杨鑫,又立马掉头南下。

    希望一次次被吹起,破灭,累积起来的碎片压在这位父亲心上,越来越重。从春节前就开始奔波,他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2月19日他在镇江,21日他在安庆,正在往家的方向前进。

    到家的那一天,正是元宵节。这让杨文生有些意外又不知所措。没有了儿子的这个团圆节日,让他感觉陌生极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他想了想说,“休息一天,再继续出发吧。”本报记者 陈卓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父亲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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