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四川达州市3名曾因扶老人被讹的小孩获“搀扶老人奖委屈奖”，奖金5000元；2名办案民警获“搀扶老人奖正义奖”，奖金3000元。该奖金是由民间基金提供的好人奖励。公益组织负责人称，“给好人发奖就是让好人做好事之后，不再受到委屈，证明他们不‘傻’。”

    2013年11月15日，江至云、杨芝鸿和余洋3个小孩在楼下玩耍，看见有个老婆婆在不远处摔倒，3人将她扶起，老人却抓住小孩，说自己是被他们撞倒的。次日，老人出院，家人将其背到江至云家，要求赔偿医药费，并在江家住了两天，孩子家长被讹走1100元。事后，3家人均承受了较大精神压力，生活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晚来的“委屈奖”弥合社会伤痕

    有网友认为给三男孩戴上的荣誉光环是“鸡肋”，不仅于事无补，还让获奖者陷入更加委屈、尴尬的境地。人民网杨兰则认为，“扶人委屈奖”有积极的示范意义与价值。杨兰说，假摔、碰瓷、索赔……长期以来，扶人被讹的新闻频见各大报端，“扶与不扶”俨然成为了困扰世人的一个沉重命题，也成了一个“社会性纠结”。真摔的老人无人扶，假摔的老人不敢扶，“扶与不扶”仿佛陷入了无解的尴尬境地，以至于有人调侃到“不是老人变坏了就是坏人变老了”。

    说白了，“扶人委屈奖”是以奖励表彰的方式来实现社会道德的自我救赎，尽管5000元的奖励与当初7500元的赔偿额比起来，似乎无法相抵相消，但却无损“委屈奖”背后积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对孩子个人而言，“委屈奖”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还孩子一个清白与公道，更为重要的是，暗示孩子扶助行为的正确性与不容置疑性，勉励教育孩子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继续做好事、行善事。尽管“扶人委屈奖”只是一份安慰与鼓励，迟到了整整26个月，但来之不易，不管是对当事的三名小孩及其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扶人委屈奖”都同样弥足珍贵，值得肯定与正视。

    新华日报网卞广春也认为，这件尘埃落定的往事，曾给当事人带来精神负担，给公众留下阴影。事情过去了26个月，还有人记得这三个被讹诈的男孩，本身很有意义。对三男孩来说，“委屈奖”给他们的是安慰、褒奖，是欣慰、感动；对男孩父母而言，奖励更不会动摇他们教育孩子“做好事、行善事”的初衷。要看到这种奖励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社会效应，看到奖励对正义的呼唤和对人性丑恶的甄别，而不是纠缠于被扶老人及其家属与社会正义不相吻合的“个性”行为。只有站在奖励男孩积极的一面，才能看到奖励的意义；而一味指责讹诈者的不耻行为，则所有人都会沉浸在那一段纠结的气氛里，“做好事、行善事”将成为人们艰难的选择，文明的公序良俗也将难以重新建立。

    卞广春说，颁发“委屈奖”就是要“扶”民众一把，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及时伸出温暖之手，让好人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到尊重，改变大众“做好事没好报”的心理状态，让正义得到伸张，让符合人们心理需要、积极向上的行为越来越多。

    “只有让好人得到应有的回报，才不会让好人流血又流泪，才是社会对好人的感恩与报答，才会激励社会正能量，让更多的人群起效之，从而对社会起到正向激励，让好人好事蔚然成风。”南方网戴先任发表文章称，“委屈奖”虽然晚来，但仍然是在努力对那一公共事件造成的社会伤痛进行弥合。

    比奖善更重要的是惩恶

    不过，也有网友对“委屈奖”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表示质疑。人民网陈凌说，“委屈奖”能否真正驱散“扶不扶”的道德雾霾？设立了这一奖项，就能规避委屈的再次发生？恐怕并非如此。奖善，毕竟不等于惩恶。这也决定，“委屈奖”只能作为临时的镇痛剂，而不是长效药。另一方面，金钱的奖励，固然是对行善的社会认可，但也可能给人造成一个不良印象：受了委屈，可以用金钱弥补。再说了，即使有“委屈奖”，从认定到“获奖”，也需要经历不短的时间。而这期间，孩子们毕竟遭受了委屈伤害，“心理阴影面积”毕竟也因此扩大。很难说，一次“奖励”，就能抹平所有的伤害。

    冰炭不言，冷暖自明。陈凌说，很多时候，善的沉沦不彰，往往是因为恶的肆意当道。只有清除恶的土壤，善的花朵才有生长的空间。无论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惩治不良行为，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还是用技术的革新，留取证据，保护行善者，不让雷锋在助人为乐之后满面泪流，这些都是让道德浸润人心必须考虑的问题。

    北京晨报网郁晓东认为，就扶人被讹来说，其反面典型效应，对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很明显，所以在奖励好人的同时，必须想办法对“恶人”进行惩处，而且从现实意义上说，对好人的奖励效果并不如惩处“恶人”大，因为绝大多数去帮扶摔倒老人的人，并不希图什么回报，最多也就是一句感谢而已，如果是扶人以后先受委屈再领奖金，恐怕会有不少人还是选择不扶。而如果是讹人的人能够被及时惩处，在大快人心的同时，则会大大坚定人们做好事的决心。

    光明网杨兴东也表示，扶老人被讹诈，当然需要奖励扶人者，但更需要法律来撑腰。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老人虽然年纪大，但不是免于处罚的理由。一个扶老人被讹诈事件，其带给扶人者的伤害并不轻，假若讹诈成功，扶人者还要承担经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该明确此类情况，老人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在无法履行诸如行政拘留的法律惩戒下，是否可以考虑以罚金替代。其次，应加大此类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让讹诈得来的好处，抵不上一次违法付出的代价，如此那些借助摔倒，牟取私利的人才会有所顾忌。再次，一线执法者面对此类事件，坚持执法公正也很重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避免误伤人们的善良。            

    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