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本身，不是自杀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

　　阿列克谢耶维奇自述：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的文学类型，可以表达我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我尝试了很多种，最后选择了一种人类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真实的人在我的书中谈论那些他们所处时代中的事变——比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或一个伟大帝国的垮台。当每个人把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口头叙述出来时，他们就一起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在人类具有如此多的面貌、世界如此多样化的今天，文艺作品的记录方式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而艺术本身却通常显得如此虚弱无力。纪录带领我们走进现实，因为它捕获并保留了现实的本源性。在二十年的工作中，在我斩获了大量纪实材料和基于人们真实声音所写作了几本书之后，我可以宣称，艺术创作在理解人类的许多事情上已经失败了。

　　但我当然不只是记录事件的干燥历史，我记录的是人类感受的历史。人们在事件之中的想法、对事件的理解与记忆；他们相信的或怀疑的；他们所体会到的希望、错觉和恐惧。这样群体性的真实细节，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想象和发明的。我们很快就会忘记二十或五十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了。有时候我们为我们的过去而感到羞愧，并且拒绝相信现实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虽然纪录也是记录者的意愿和激情的产物，但我的作品由上千人的声音、命运、生活与存在的碎片所组成；每本书都花费三到四年之久，我的“编年史”容纳了几代人。

　　艺术可能撒谎，但是纪录永远不会。

　　编译/新京报记者 伍勤

　　【他们说】

　　吕宁思（《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译者）：用真实的口述方法表现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坚韧美好

　　我本人是学俄罗斯文学的，也在俄罗斯留学过，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苏联军事文学热”，当时我从俄罗斯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它的俄语名字所吸引——《战争中没有女性》，就决定试一试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跑了两百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

　　但这本书曾被苏联有关部门大幅删节后才得以出版，它被当局批判为“宣传战争恐怖主义”——因为整本书里没有对苏军参加二战做赞扬和歌颂，而是控诉战争使得苏联女兵失去了女性特征，整个民族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战争重创。她是真正写出了战争的严酷性，并且在这种严酷性中，用真实的口述方法表现人性的坚韧和美好。所以，这是一本痛苦的书，也是一本真相的书。如今即将上市的中文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恢复了大量被删内容，将会以最忠于原著的面貌与中国读者见面。

　　诺奖评选一向不看重作品是否畅销，而会更看重概念上的创新。创作手法、作者的精神道德和政治批判，这是我认为诺奖在评选时最看重的三个因素，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具有很深的现实批判性，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有开创性——纪实性的非虚构方法，同时又有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正义。她这三方面都具备，她的非虚构作品获得肯定，是顺理成章的。

　　梁鸿（非虚构作家）：非虚构能得奖，表明世界文学的容量增加了

　　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得奖，是对非虚构写作领域的重大肯定。这说明文学的容量在增加，虚构类文学进入诺奖评委的视线，非虚构文学这种门类，这些评委们也逐渐重视起来。诺奖的肯定有一种严肃文学阅读风向标的作用——它试图提醒全球的读者都去更多关注非虚构写作。

　　我很喜欢她这种用口述方式进行的非虚构写作，作品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完全是根据访谈者口述。她本人没有任何添油加醋去虚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她这种纪实文学比小说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作家，关注灾难中的小人物的大伤痛和小情感。我很认可的非虚构作品就是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这种用个人视角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书。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可读性也很强，作为一个记者，她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灾难，观察它，并且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这很棒。她不是那种长篇论述式的作家，而是呈现每一个人的访谈实录，无论从哪一页翻开来看都读着很顺畅，不能认为她的书题材重要性大于写作本身。作为一个非虚构的作家，她已经极大程度地实现了宏大题材和写作技巧之间的平衡。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