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娃居住的小院。

　　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16年却依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的杨虎娃，却从未将自己置身于这座城市之外，他总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身边他觉得该做的事情。生活的卑微，没能压垮他对于“爱心”和“志愿”的坚守。

　　1 “我不是想宣传我自己，我只是希望能倡导更多的人都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2012年12月12日上午10点半，火车站街道红山根二村一个狭长的小院里，阳光刚刚照射到上半面墙，院里十几户人家的门都紧闭着，好像连同主人家一起还没睡醒。在敲过两次门之后，杨虎娃从其中的一间屋子里给记者打开了门。听完来意，杨虎娃将记者让进了他家。

　　确切地说，这更像是某单位从前的简易职工宿舍，大门背后是一条长不过10米的通道，由于靠墙堆放了些杂物，通道只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通道的右手边有一间很小的厨房，一张小木桌就已经占去了大约70%的地方，剩余的空间勉强可以站一个人。通道的尽头，是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套间，房间没有窗户，屋子里又正好停着电，仅从门头上的通风玻璃透进一些光线来，两面墙上被各色的粉笔画得满目凌乱，只有一张孩子的照片显出些许生气来。

　　杨虎娃的妻子令小桃正准备往炉子里添煤，尽管杨虎娃在刚打开大门的时候就朝屋子里喊了一嗓子“小桃，收拾一下房间！”但她显然没有办法在我们走完10米距离的时间里，将简陋的房间收拾出别致的样子来。

　　作为“最美新娘”李成环同行的幸存志愿者之一，这里是杨虎娃在兰州生活了16年的家，每月租金200元左右。

　　“那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再说什么了，心里很难过，不敢提起。”不等记者开口，杨虎娃便用手指指自己的心脏，声音也悲伤难抑。当得知记者只是要采访他的志愿者生活时，杨虎娃长长地出了一口，仿佛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这个我愿意说一点。”

　　但妻子令小桃有意阻止自己的丈夫：“你才做了多大一点事，就不要再宣传了。”“我不是想宣传我自己，我只是希望能倡导更多的人都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杨虎娃认真地解释给妻子听。

　　然而不久前的玉树之行却在杨虎娃的心里打下了心结，李成环的离开，让悲伤和痛苦长久地笼罩着其他几位同行的幸存者。“心里难受，总是愣神，也没有精神，一天到晚总是瞌睡，好像怎么睡也睡不醒。”精神状态无法调整，导致杨虎娃自打从玉树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出门卖过旧书，日子已经有几天过得只有出项没有进项，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些捉襟见肘。

　　“要赶紧调整好精神了出门卖书去呢，一天不出门，一天就没有收入。这日子还得往下过，该做的事还要做，该帮的人还要帮呢。”尽管杨虎娃自己并不清楚需要怎样的调节，才能尽快让心里的阴影消散。

　　2 “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宽裕，但还是愿意帮助比他更困难的人。”

　　卖旧书是杨虎娃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赖以维持生计的“职业”。不论春夏秋冬，杨虎娃每天都会擦天亮起床，然后和妻子一起带着他淘回来的旧书，从红山根二村步行到汽车东站去卖，多数都卖给了那些坐长途汽车的乘客。杨虎娃从1998年开始在汽车东站卖旧书，刚开始的几年，买书的乘客很多，平均每天可以收入五六十元。

　　然而从2004年开始，杨虎娃的旧书似乎不再像从前那么受欢迎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现在人们都不需要再用书来打发坐车的时间了，大家都玩手机，手机里啥都有，想看书就看书，想玩游戏就玩游戏。”杨虎娃显然也很了解自己的这份“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现在他每天赚的钱，也仅够维持一家三口的日常生计。

　　在开始卖旧书之前，杨虎娃还尝试过其他的工作。刚到兰州时，他在城里卖过水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沿街叫卖，但当时的交警不允许他在大街上卖水果。水果卖了半年，终于卖不下去，从1997年开始，他摆地摊卖刮胡刀，卖了一年，也没有太好的收入，才开始在汽车东站卖旧书。

　　杨虎娃是在这座城市里努力生活了16年的“流动人口”，一直企图让生活变得稍微好些，但是到现在也没能如愿以偿，然而，在红山根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顾宏看来，杨虎娃已经用另一种方式融入了这座城市。

　　“他在红二村生活了16年，和这里的居民都很熟。平时社区有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出面帮助。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宽裕，但还是愿意帮助比他更困难的人。”顾宏说，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中，杨虎娃都捐了款，而在这次由红二村党支部最先发起的为玉树孤儿送温暖的爱心活动中，杨虎娃不但捐了款，还主动提出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将棉衣棉鞋送到玉树的孤儿院。

　　杨虎娃很不习惯自己被称为“志愿者”，因为除了这次的玉树之行，他并没有参加过其他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活动。

　　杨虎娃住的小院里有十几户人，起初小院并没有大门，他觉得不安全，便自己捯饬着给小院安装了一个铁大门。院子里先前也没有下水道，每户人家都把污水直接泼在自家门口，平时还可以忍受，可是一到冬天，院子里的污水全都结成了冰，出入很不安全，杨虎娃又张罗着给小院修了个下水道。他在做这些的时候没有人反对，等做好了之后去收钱，却有极个别的住户不愿意分摊费用，骂他是“夯客”。

　　“别人骂是别人的事，自己该做的还是要做。”杨虎娃说。受丈夫的影响，令小桃会经常打扫整个小院的卫生，让十几户人的公共区域看起来干干净净。

　　除此之外，杨虎娃也经常帮助那些流浪汉或者乞讨者。“我们见过的人多，会分辨真假，不会轻易上当。”杨虎娃说，遇到真的乞讨者，他会把自己卖旧书赚来的钱分一点给对方，或者是给乞讨者买一顿热乎乎的饭。他曾经和朋友一起，将一位流浪的少女送到救助站，“救助站现在还有我的联系电话呢。”

　　“我没有专门地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没有那样的精力，我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但是如果刚好碰上了，我就一定会帮。”杨虎娃说，有时候他从汽车东站卖完书回家的路上，看到有赶火车的旅客提的行李太多，就会主动过去帮忙。3 但不管怎么样，杨虎娃还是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这座已经生活了16年的城市，也愿意继续为这座城市付出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努力和爱心。

　　总是埋头做一些琐事的杨虎娃，终于在2008年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2008年6月的一天早上，他提着一袋旧书去汽车东站开始一天的工作，经过平凉路口的时候，忽然听到几声婴儿的啼哭，他循声望去，竟然在马路边发现了一名弃婴。

　　“孩子刚出生没几天，是个男孩，孩子有毛病，是个兔唇儿。”杨虎娃对那个早上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他把孩子抱起来，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有长途汽车的司机，还有旁边卖早餐的小贩，大家都感叹孩子的命苦，却无人愿意出手相助。

　　“孩子总要有人养，你们都不愿意要，就给我做个证，这孩子我抱走了。”杨虎娃几乎没经过任何考虑就做出了决定。

　　“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们养了他吧。”孩子抱回家中，妻子令小桃也起了怜爱之心。那时候，由于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令小桃尚未生育，杨虎娃捡到孩子之后，两人便放弃了自己生育的念头。

　　4年前的弃婴，在杨虎娃夫妻精心照料下，如今已经在红山根幼儿园读大班了，孩子格外聪明，每天放学后都会像模像样地给杨虎娃和令小桃模仿幼儿园里老师教会的内容，叫爸爸妈妈声音响亮，周末不上学的时候，会帮令小桃扫地，然后指挥杨虎娃去倒垃圾。

　　4年多的时间里，杨虎娃在红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为孩子做了两次手术，花费近万元。“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刚好有一项‘微笑裂唇行动’的公益活动，我们刚好赶上了，所以手术费全免。”说起来，杨虎娃本身也是爱心公益活动的受惠者。现在，他正在筹划着为孩子进行第三次手术，“其实经过前两次手术，嘴唇里面已经长好了，现在就是外面还有些不好看。我还要再给娃做一次整形手术，让他和别的孩子没啥两样。”杨虎娃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留下任何自卑的阴影。

　　很多人劝杨虎娃向孩子隐瞒弃婴的身世，他却有自己更豁达的看法：“孩子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如果一味隐瞒，反而让他难过。我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有关系，因为我同时也会让他知道，我和他妈妈给他的爱，并不比自己亲生的孩子少。”

　　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杨虎娃总是尽力让别人得到一些方便，然而很多事情一旦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即使是自己的事情，他也只能束手无策。

　　“我想让孩子在城里好一点的小学上学。”眼看孩子一天比一天接近上学的年龄，这件事成了堆在杨虎娃心里的头等大事。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事，作为这座城市的“流动人口”，他没有户口，孩子的户口也随他落在甘谷农村的老家，想要让孩子在兰州市里读一所好一点的学校，还有很多手续要办。

　　但不管怎么样，杨虎娃还是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这座已经生活了16年的城市，也愿意继续为这座城市付出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努力和爱心。

　　文/图本报记者赵莉

（责任编辑：孟祥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