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在一个习惯于炫富的年代，我们依旧需要谈到贫困生，他们未必是社会的“大多数”，但俨然正在成为校园治理的心头难题。沈阳大学某学院，一场贫困大学生演讲比穷在悄然进行。按照该学院的规定，在认定贫困生资格的环节上，每位提交申请的学生除了要上交贫困认定材料，还要在同学面前将自己贫困的家境和盘托出。随后投票选举，得票最高的前5名才能获得资格。有学生含泪反问：“像我这样不爱讲的，肯定没人投给我啊！这样真的公平吗？” 

　　读完新闻，我隐隐为这位可能“不擅言辞”的贫困生而焦急，如果因为不愿去述说贫穷就将失去对等救济，只能说大学里的演讲比穷是一次失败的“民主票选”。民主当然可以通过投票来表现，并足以处理许多棘手且无奈的公共事务，但它显然依旧不适用于“贫困生认定”。缘于演讲是主要的认定途径，那么畅快表达就成为认定贫困与否的重要依据，这不免是肤浅与流于表面的。同样，既然是票选，就或多或少地将有人情因素。单一的公开表达与可能的人情支配，足以让沈阳大学该学院的“公开公平”诉求摇摇欲坠。

　　贫穷固然不是耻辱，但诉说贫穷一定是种与隐私和自愿有关的方式，而获取救助是否就必然需要让渡个体尊严？迄今为止，限于财政支出的有限性，对贫困大学生的帮扶仍然是“有限救济”，有限既意味着难以无限度供应，也意味着不可或缺精细的制度安排，如此方能不错过任何一个贫困者。但无论如何，国家层面上的贫困生资助，首先都应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既然获得救助是天然的权利，那么它就应该以体面的形式而出现。我们无法去想象那些心有不愿者于演讲席上的艰难述说，也注定会越来越难以接受此种去权利化的简单化路径。

　　制定“票选贫困生”细则的沈阳大学某学院，它笃定地相信同学之间是信息互晓的，但被其不自觉忽略的是，如何甄别贫困生是一个难题。正如媒体所一再提醒的，基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出现在大学里的农村学生身影已愈加减少，曾经以城乡为界限的贫困生甄别界限正在无形消失。此外，对于贫困生数额的认定也存在着明显的校际差别。譬如即便在校人数相差无几的重点大学和高职院校，前者能获得的贫困生资助名额也远甚后者。过多或过少的贫困生名额，衍生出的只能是殊途同归的造假式追求，这恰是大学贫困生难以发现的系列缘由。

　　即便高校与世俗间的围墙不复存在，它也应有着对于残余气质的主动呵护。只顾及结果不重视过程，或许已成为随处可见的“围墙外逻辑”，但有着象征意义的大学不能不做正派的“小社会”。所谓正派社会，指至少不要让制度羞辱到任何一个人，这就要求对正派制度的主动创建。具体到大学贫困生认定，一种可能支付更多成本但显现人性化的安排就尤为必须。大学贫困生认定其实没有渲染得那么难，难的是高校管理者是否愿意去不打搅地洞见每条贫困的线索。

　　一个正派的社会不需要票选“贫困生”，就算是同学，他们也无权决定“我”明天的晚餐。让国家资助无差错地抵达真实的贫困大学生，它只能经由管理者推己及人般的务实作为，譬如在日常性的理解、实地的贫困情况认定以及对相关材料的认真核实。不顾其他的“评选贫困生”，不应是高校管理者的日常思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依旧有着比校门外社会更强大的自净功能，骗取贫困生资格者永远只会是少数人。因为少数人而去侵犯更多人的隐私权，大学管理者应该看到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断裂。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