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们传统观念中“默默做事”的公益人士相比，谈方似乎显得过于高调。这位创办“中国好人网”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对媒体几乎来者不拒。55岁的他沙哑着嗓子一遍遍讲述着团队理念，经常一讲就是一天。

    　可他依然认为，目前的这些宣传还“远远不够”。

   　 2012年8月7日，湖南湘潭王培军因搀扶老太而遭遇连环索赔后服毒身亡。

   　 2013年最后一天，广东东源县村民吴伟青，扶起摔倒老人，反被索要数十万元赔偿。巨大压力下，他选择投水自杀以证清白。近日，老人首次承认系自己摔倒——在吴伟青离世之后。

  　  “你说宣传得够吗？好人网就在广东，我们广东的人都不知道，不然至少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帮助他，是不是？”

  　  每月还着4000元的房贷，60岁才能还清，却为素不相识的人捐出了26万。谈方的理由很简单，“我就是见不得好人受委屈。”

 　   经历

  　  台上讲孔繁森，台下学生嘻嘻地笑

 　   大学里的思想政治课，总是很难教的。

   　 1986年硕士毕业，从在高校执教思想政治那一天起，谈方就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在上面讲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学生在下面嘻嘻地笑，甚至嗤之以鼻，“身边哪有这样的人啊，不相信。”

   　 这种状况伴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孩子们都不愿意去了解，就毫无根据地否认已经客观存在的好人”。作为教育者，谈方无奈又纠结。

   　 但他更多的是理解，并深感自己责任重大。“社会上阴暗面太多，他看一眼，觉得现实和学校里讲的相背离，不认同。这是我们教育者的错，是大人、社会、国家的错。”

   　 怎么办？只能是行动，改变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模式、方法。“你说没好人，我就带你去社会上，看看身边的好人。”

   　 2008年5月19日，“中国好人网”创办。年底，为了传达好人网的理念，也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谈方组织了首次公益活动，也是思想教育的一次实践课程——寻找并帮助在汶川地震中，四次把全部乞讨所得捐出的残疾乞丐龚忠诚。他带着100多名学生走上广州街头，拉横幅、散传单，为龚忠诚送去募集到的几百元捐款和一些衣物。

  　  这样的大阵仗，“作秀”、“搏出位”、“沽名钓誉”……种种质疑“顺理成章”汹涌而来。“我准备好了，刚开始，太正常。这些都是激励，警醒我们不要变成那样的人。我相信坚持下去，怀疑甚至骂我们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理解甚至加入到队伍之中。”

   　 他们也在这样做着：为在车祸中救出12人的湖南农民刘桂华捐款治病；救助云南滇池卫士张正祥；替受伤的救灾志愿者黄庆武还债……5年半，“中国好人网”帮了200多位好人，在全国建立起40多个分支机构，志愿者超过16000人。

   　 更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的改变——“学大道理，不如真的去社会实践”；“我受到了心灵的洗礼”；“这段经历我一生都忘不了”……年轻人写下的肺腑之言，让谈方时时动容。

   　 “被冤枉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很快去改变，那这个社会就不理想”

  　  2011年3月5日，由谈方提议，并自己捐出两万元，“中国好人网”成立了在外界看来本身就极具风险的“风险基金”——“搀扶老人风险基金”。

　    “搀扶老人有风险”彼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谈方看来，这在有着五千年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中国太不正常也太不应该。“好人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帮助好人，那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人有风险，就要帮啊。打官司，我们有公益律师，失败了，我们用基金替他赔。”

    　2011年9月，武汉一位80多岁的老军医摔倒在地无人搀扶，鼻血堵塞致死。一辈子救死扶伤，却这样悲惨离世，对社会震撼巨大。9月3日、5日、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等栏目三次连线谈方，将“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

   　 依然是争议和质疑，却也有了支持者。一位化名“刘永泰”的先生，非常认同谈方团队倡导“好人有好报”的理念，第一次就给“搀扶基金”捐了15万元，并先后总计为“好人网”捐出50多万。这两年，“中国好人网”好人基金每年收到的捐赠能达到100万元。

  　  “现在的社会环境很不够，你可以不做好人，但你不能冤枉好人。特别在好人被冤枉的时候，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很快去改变，那这个社会就不理想。”尽管存在诸多不满，但谈方认为抱怨没有用，重要的是行动。“别的做不了，我做能做的。”

  　  浙江小伙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车，发现身后两位骑电动车的老人摔倒，扶起老人后他们却认定是吴俊东剐蹭导致翻车的。吴俊东在法院二审判决他承担70%的赔偿责任后，求助于中国好人网。谈方两次带着中国好人网公益律师团前往浙江金华、杭州免费为吴俊东打官司。在省高院维持原判后，“搀扶基金”替他赔偿了7万多元。而类似吴俊东这样的人，“搀扶基金”已经帮助了50个。

   　 算上母亲、妹妹、儿子等，谈方一家捐出了30多万元。“我父亲曾经把几年才有一次的提工资机会让给困难的同事，我上学的年代，人人都在学雷锋。了解我的成长背景和家庭，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会做这种事。”

 　   儿时的谈方曾和父母回鄂州老家，路上淋了雨。一进门，老乡们都围过来嘱咐，“喝点姜汤”。他们就是最简单直接的好人，这种淳朴和善良，永远温暖着谈方的记忆。

  　  对话

  　  “哎，那些人很‘高大全’，我们做不起啊”

   　 北京晚报：理论思想教育效果一般，是不是因为榜样太过“高大全”，离普通人太远？

  　  谈方：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们在宣传好人时，存在着片面性、方法不当的问题。比如焦裕禄、任长霞，内容是好的，但因为传统课堂上的说教，讲的都是离现实世界比较远的东西，学生可能就不太接受。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过去对许多榜样人物的宣传，也并不完全是“高大全”的。比如雷锋，他不就是搀扶老人吗，不就是在列车上给别人倒点水吗？他存钱有结余，也不是吃不饱穿不暖去捐款。他还有皮箱有手表呢，还有自己好的物质享受呢。

    　在这种情况下，拿“高大全”说事儿，是我们的道德思想滑坡之后，把跟过去的宣传有点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的这些东西给夸大，变成现在自己不想做好人的一种理由。“哎，那些人很‘高大全’，我们做不起啊。”所以总拿“高大全”说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不认同好人，不愿意去做好人的一种借口。

   　 “司法是保护社会正义和好人的最后一道屏障”

 　   北京晚报：“搀扶基金”帮助的人，都是确定受到冤枉的吗？

  　  谈方：现在帮助的50个人，不全是受冤枉的。有的是受冤枉的，有的是搀扶老人后有困难的，有的是应该奖励的。还有很多我们接受了请求、申诉，但最后没有帮助的人。因为他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说明他是在做好事，更不能说受冤枉了，我们也不能乱帮。当然没帮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坏人，只是他没办法提供充足的证据。

   　 北京晚报：你曾说过，你的理念是“哪怕援助了真正的撞人者，也是为了弘扬正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谈方：我是认为，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不是“随便错”，我相信我们的团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还是比较优秀的，而且我们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这种比较优秀、非常认真的情况下还出错，那是不得已，难以避免的，除非不做事。

   　打个比喻，疫苗，全世界的疫苗安全率都不是百分之百，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否定它，这是让更多人获得健康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北京晚报：即便你们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助人为乐的行列中来，讹人的老人就会随之变少吗？会不会更多的人去扶老人，同时更多的人受到被讹的伤害呢？

   　 谈方：这个不用担心。基金起到了呼唤、示范、推动的作用，事实上已经改变不少了。比如昆明就公开承诺，市民因搀扶摔倒老人被讹，由此产生的费用将由昆明市文明办申请爱心专项基金进行埋单。

  　  最重要的是，除了在道德层面上推动，我们最终一定要推动司法的改善。司法是保护社会正义和好人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坚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话，因搀扶老人被讹的人会越来越少，讹人的人不但不能得逞，还要付出代价。

  　  两年前我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警察都说，“你说不是你撞的，那你拿证据出来，没有证据不好办啊。”我当时就急了，我说“你们都错了！完全不能让被告拿证据，要让原告拿证据，这是一个起码的司法诉讼原则。”

   　 现在全国形成一种普遍的说法，就是在搀扶老人之前，一定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拍照，打120打110……否则不能动啊。这不但跟司法原则相背离，更让很多人不敢去做。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人，怎么办？让好人太多顾虑而裹足不前了。

   　 其实只要司法坚守最基本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就完全不用上述这样自证清白了。你尽管大胆做好事，万一司法不坚守这个原则，或者有人混淆是非，也不要害怕，请找我们中国好人网，给我们一次回报你的机会。即便是败诉了， “搀扶基金”还可以帮你赔钱。我相信国家司法和社会道义的共同结合，足以能够化解“搀扶老人被冤”的风险。

  　  主笔 魏婧 插图 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