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到44岁，是人生美好的年华。然而，从无罪、无期再到无罪，对赵艳锦来说，这12年恍如一场噩梦。

    “我不在乎他们赔我多少钱。”在狭窄简陋的家里，赵艳锦对记者说，“我要的是一个公道，那些枉法的人，不要说在看守所关十年，哪怕关一天，他出来也不会冤枉好人了。”

    如果没有这个错案，赵艳锦也许早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安新县端村镇，这个曾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文《白洋淀》中的地方，人口稠密，商业繁荣。赵艳锦和丈夫在自家门口做水果批发生意，不到10年，已经买了房子，还有几十万元的存款，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赵艳锦的妹妹在乌鲁木齐做生意，起点和赵艳锦差不多，现在已经有车有房了。赵艳锦说：“现在我家欠的债都没了脖子了——人家做买卖的每天进的是钱，我是两三年收到一份判决书。”

    欠债是因为打官司。赵艳锦出事后，丈夫李建军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官司上，家里的水果生意仅维持了一年，没有收入来源，还需要大笔开支，至今已欠债20多万元。

    最让赵艳锦难过的是孩子。她出事时，8岁的女儿在上小学，两岁的儿子还没断奶。12年过去，初中辍学的女儿在外打工，儿子已经上初中。家里没有一张全家福，“没心思照”。两个孩子和她都不亲，跟她在一起无话可说，儿子有什么事更愿意和带他的姑姑说。赵艳锦知道，孩子“从小没养成习惯，感情基础差”。

    赵艳锦说，由于遭受刑讯逼供，她的一个耳朵聋了，美尼尔综合征也让她很痛苦。

    代理律师牛炳宜说，赵艳锦第一次无罪释放后，有好几天，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东西，经常边写边哭。家人怕出事，给律师打电话，还把赵艳锦写的文字转给律师，“上面写的都是在看守所怎样挨打”。

    “我怕忘了是谁打的。”赵艳锦说。但迄今为止，没人承认打过她，更没人认定是办案人打了她。

    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赵艳锦，还有丈夫李建军。

    2008年4月，赵艳锦第二次被逮捕后，李建军到处上访，因此被行政拘留3次，劳教两次。

    2008年6月12日，赵艳锦第一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李建军深感绝望，从保定回安新的路上，他找了个美容店，要在脸颊上刺上“冤枉”，额头和前胸后背上刺上更多的字。美容店师傅一开始拒绝刺青：“这是毁容！”他坚持，讲了案情，最终师傅只收了他100元。

    “我是冤的，希望引起别人的重视。”李建军说。

    一旁的母亲纠正说：“刺上字他就不出门了，跟见不得人似的，出门就去申冤。”

    2008年10月6日，他因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10天。

    自从妻子摊上官司，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李建军开始学习法律，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信访条例》等小册子，“不学不行呀，要不人家说什么你不懂。”

    但压力有多大，只有自己知道。李建军说，一天凌晨，他实在承受不了了，跑到街上大喊：“不是我老婆杀的人，不是我老婆杀的人……”一直喊了两三个小时。

    一名曾在端村镇工作的干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那时候我们得天天盯着李建军，有时候还得跟着他一起上访。”

    和他一样，赵艳锦现在开始关注电视里的法治节目。看到杭州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的报道，赵艳锦说：“十年的冤案，和我一样。”

    她羡慕张高平、张辉叔侄，因为上了电视，外人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她注意到，2005年12月自己第一次被无罪释放时，村里人见到她还问一问；这次出来，几乎没人谈这件事。

    “即使是亲戚，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无罪释放的。”李建军说。

    赵艳锦说，离开看守所前，保定中院的某法官对她说，会有人找她谈赔偿的。

    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到人影。3月8日，赵艳锦到保定中院申请国家赔偿。

    4月28日，保定中院召开了赵艳锦申请国家赔偿的听证会。保定中院认定，赵艳锦共被羁押3307天。

    “我现在还是相信法律的，毕竟还是好官多。”李建军说，赵艳锦从无罪到无期，证据上几乎没有变化，结果却是天壤之别，判案总得有根据吧？有罪判刑，无罪放人，不能关押10年吧？再大的冤案，终究会有人管。

    他准备给判赵艳锦无罪的法官送上一面锦旗，感谢他们秉公判案。同时，也打算给判赵艳锦有罪的法官送一面“锦旗”，写上“庸官、昏官”。

    “没有牺牲，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李建军说。（本报记者 刘万永）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被错案改变的人生》）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