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校友理事会请捷孚凯公司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结果显示，一多半的人不知道美国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43%的人认不出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更有62%的人不清楚每届国会任期有多长。

高等教育已不再昂贵，人们对它的需求似乎也降低了。据2011年出版的《学术漂泊》所言（此书由理查德﹒阿鲁姆与乔斯帕﹒洛卡撒合著），在1961年，全日制学生每周会在学业上花费40个小时，到2003年这一时间缩减为23小时。而且，这23个小时也未必完全用来学习。该书同时指出，约有36%的学生在就读大学的四年时间里，知识上一无所获。另据《高等教育纪事报》及美国公共媒体市场的数据显示，过半的雇主称他们近年招聘不到合格的应届毕业生。对于这一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尔-盖茨担心未来会缺少工程及科技类的毕业生，美国艺术科学院则认为人文学科的命运不容乐观。

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匮乏的师资及对于人文学科不景气的大环境，这一众问题都成了高等教育的争论热点。实际上，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学生还是非常享受他们的大学经历的（倘若没有助学贷款要还的话），高等教育依然繁荣。美国的研究性大学仍受到世界性的追捧，而且其学位也依然是这个国家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主流认证。然而，令人头疼的是，高等教育虽然已相当普及，但它仅仅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学科标准，并没有发挥其价值。

为此头疼的不仅有2013年新生的家长们，还有他们的师长和未来的雇主，以至于那些2025年应届生的父母都已经开始考虑孩子上大学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确面临着效益危机”，迈克尔-保利亚科夫说道。他目前担任美国校友理事会政策部门的副主席，该组织对大学的传统基础课程及毕业考试提供常年支持。9月20日，在关注高等教育的时代峰会上，教育部长邓肯表示，将通过对大学评级考核来解决这一问题，毕业生的收入能力将作为评定学校的标准之一。

事实上，目前每个州都准备施行新的教学标准。新标准增加了数学和语文科目的知识量，要求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达到K-12的水平。然而，这里一直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什么是普及教育，或者说通俗一点，哪些课算是基础课。对于一个受教育者，或者一个至少受过真正教育的大学生，我们究竟有没有一些必读书，或者是必须了解的常识？

其间，传统论者（力挺基础课）与学院派（倾向于专业课，在基础课的选择上给予学生更多自由）争论的焦点是：办学的目的。有人指出，答案就在这个问题之中：“大学毕业生应该知道什么”。或许，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发生：接受调查的学生称，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不如lady gaga好认。另有一些人认为，答案在于大学生是否知道怎样实践。

持后一种论点者占多数。时下，社会更认可那些积极思考、乐于表达，并且做好终身学习准备的人。哪怕你是人文学科出身，也不例外。在知识上，大家首要关注的是学生对文字及问题的处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自我表达能力。

另有告诫称，此次争论仅仅针对的是指定院校。或公立或私立，它们主要集中在一些核心选区。这些选区的学生家长、受托人、毕业生以及雇主们对基础课程一直持忧虑的态度。类似的讨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有过一次。当时，教育部长比尔-班尼特试图复兴人文学科，而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也刚好出版了一本备受争议的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书中指出，因为受到现代大学的忽视，许多名著被错误的边缘化了。

基础课之源

自1636年哈佛建立到内战爆发，美国的大学教育一直是以向社会输送虔敬、博学的绅士为己任。哈佛英文教授、文学评论家路易斯-梅纳德曾写道：“美国人理想中的大学还是相对传统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出台，美国从此有了政府资助的低学费学校，它们为一批与大学无缘的人提供了机会。当时，梅纳德教授和一些历史学家在哈佛开办了基础课程。1869年，查理斯-威廉姆-艾略特担任校长。他设立了学士学位，并将其作为后续专业学习的资格认证。此后的美国大学都沿用了这一学位体系。19世纪，欧洲的研究性大学开始崛起。德国的部分学者在做研究的同时，也为大学生上课。这股潮流横跨大西洋传播到其他各国。

“学生需要广泛地掌握各类基础知识”，梅纳德认为“这正是现代大学的最现代之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普及教育课，名为“当代文化”。课程安排学生们阅读一些经典著作，从柏拉图到《君主论》，再到《独立宣言》，同时伴有《圣经》以及埃德蒙-伯克的作品。随后，大家一起讨论这些内容对人类社会的持久影响。深受熏陶的学生们，构成了当时美国的精神主流。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其课程并不要求背诵，而是注重阅读和讨论。如此不同的办学方式将哥大、芝大与其他学校区分开来。目前，两所学校依然保有这一特色。

1945年，二战让哈佛再度有了转变。这所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校，除了吸纳精英学生外，另开始向日益庞大的中产阶层教授文化普及课。学生们的课业主要是阅读各类书籍，诸如名著，以此来建立一个知识体系。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此类课程受到了来自文化及学术方面的质疑。谁来判定哪些是名著呢？为什么不能让老师自行选择教学内容？不让学生自己决定上哪门课呢？

反对基础课，我们能找到很多文化上的理由。比如，有才华的学生并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吗？）那么，最有力的理由是什么呢？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可以激发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比如在范德堡大学（我正在这里当客座教员），基础课的安排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相当的范围内学生自选课程。校长尼古拉斯-泽鲍斯称，“这些课既涵盖基础知识，又锻炼思维能力。或者说，我们更多地鼓励学自我成长，他们会通过选择自己的基础课获得锻炼。”与那些相对传统的学校不同，范德堡大学的学生可以根据未来的工作需要，选择各类课程，比如人文科学、创意美术、历史、美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泽鲍斯说：“我们允许学生们有更多的探索和冒险。”

同时，知识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不仅仅存在于那些高速发展的科技领域。比如，“阿托克马斯事件”发生在1865年4月，这一事实本身不会变。不过，事件的起因、过程还有它给内战造成的影响，不同时期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当下的文化风潮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期待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深入思考其发生的原因，而不仅仅是记住一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不过，也有人对新的课程设置方式感到担忧。“在一些名校，即使不上基础课，绝大多数学生也都有过硬的知识储备。可是，如果考虑到所有学校的学生，取消基础课就不太现实了，”保利亚科夫说，“基础课是必不可少的，它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是好？

考试那些事

《华尔街日报》A1版常常刊登有关美国中下层的报道。今年8月，它发表了这样一则新闻：《SAT考试，你准备好了吗？》，小标题是《老板不相信考分》。文章认为，SAT一类的考试能让雇主们在课业成绩之外，对毕业生进行考核，从而判定他们的工作能力。

近期，纽约一家资助教育的非盈利性组织设立了“大学课业评估”（CLA+）考试。约200所国内大学都将实施这一考核办法，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大学和纽约的圣约翰大学文科学院。考试主要要求学生们回答一些开放性问题。“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它能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给出可计量的考核结果。”保利亚科夫说。另外，CLA+这类测验还能帮助雇主决定雇佣哪些学生。不过，有人表示，学生和家长也需要更多的信息，以此来决定上哪所学校。时代峰会上，说到奥巴马任内即将推行的大学评级体系时，邓肯表示未来会把学校的毕业率、毕业生的收入及其贷款情况考虑在内。最基本一点的是，邓肯说：“在没有欠很多贷款的前提下，有多少毕业生赚到了合理的薪水，而且又是在他们所喜欢的领域内工作。”

可是，所有这类考题都与基础知识没半点关系。你无需认出谁是爱因斯坦，也不用说出股票和债券的区别。批评CLA+考试的人指出，那些以此来吸纳高分考生的学校应该受到处罚。因为这些尖子生多半会以高分毕业，但他们是否有进步根本与学校无关。另有一些人提出了更根本的质疑，“CLA+作为一个标准，主要是用以衡量和比较各类学校的教学成果。”教育政策研究所负责人沃森-斯科特-斯威尔说道，“不过，我认为像高等教育这样复杂的体系，不能简单地以考试成绩来评估。事实上，学校间的基础课都是不一样的，所用的教材也不同，但人们却指望通过一个标准来判定学生们的学习情况。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各自的学生也没法这样放在一起比较。”

既然如此，国家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美国高等教育联盟呢？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在实际的工作中，毕业生究竟需要多少基础知识。为什么不奖励那些更具独立性的办学机构？为什么不鼓励每所学校都推出一个适合自己学生的毕业考试？不分专业，给学生出定量、合理的考题，根据其回答的程度，来判定学生的分析和表述能力。在考试这个问题上，学校要有主导权。

是的，分别来讨论学生在化学、中文或者共产主义方面应该了解哪些知识，这既耗时又熬人。不过，这类讨论也有启示作用，它有助于学者们明确什么才是每个学科内合理的考试。学校可以由此判定哪些考试不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把考核权完全交给全国性的测验。

对那些坚持学生要精通文学，熟读荷马史诗、《独立宣言》、简-奥斯汀和托尼-莫里森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大家越来越认同，在人文及经济领域，更需要工作者具有将各类因素联系起来的发散思维。那些会独立思考的学生将不仅仅是做好一份工作，而是最大可能的发挥个人价值。在选修式的教学体制内，只要人文学科依然注重基础知识，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些学生们在谷歌面试时，绝对能对“葛底斯堡演说”这类问题侃侃而谈。

译者：不准起毛球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2025年，美国大学教什么？》）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