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办学和孤儿院模式效果不彰，分散领养助养现实碰壁

救助资源分配不均，滋生“产业化”和“麦当劳化”风险

心理救助严重不足，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问题亟需重视

出局的，坚守的

2003年，中原地区庞大的艾滋孤儿群体始进入公众视野，伴随着媒体的聚焦，各种救助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

五年的救助实践表明，不少当年一度火热的救助模式，难以长期维继，有些已悄然出局。

“我最遗憾的是被迫放弃了艾滋孤儿一线救助工作。”11月25日，曾经的东珍艾滋孤儿项目负责人李丹对本报记者说，“很多人都知道我多次被打的经历。”

东珍孤儿学校2003年底在一个寺庙里起步，李丹带领几个大学生志愿者集中收养了二十多个孤儿，每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时一起出现的还包括“关爱之家”“阳光家园”等孤儿集中救助机构。然而在短暂的热闹后，东珍即面临困顿。因达不到政府教育部门规定的办学条件，一度关门，后整顿又开，支撑一年多后终于2004年被取缔。

相关人士认为，东珍项目在经历了财务危机、内部矛盾分化的动荡后，过于理想主义不够务实以及与政府关系处理不当的弊病导致了救助危机。

学校解散后，当年20个孤儿被并入了政府公办性质的“阳光家园”孤儿院，而东珍项目也被迫转为吸收外界捐款由志愿者到孤儿家庭发放学费的模式。

多位从事艾滋救助事业人士认为，在疫区建立特别为艾滋遗孤而设的学校或孤儿院模式效果并不理想。一则建院办校耗费时日，孩子等不了，而办学需要经验。“凭什么自信自己提供的教育质量有望超过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说，“如办得不专业反而害了孩子。”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一直竭力反对此种模式，她认为，孩子在这样封闭式、特殊的环境下成长，形同“监狱”，孩子容易在那里分帮分派，称兄道弟，不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长大后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会产生种种精神心理问题。即使孩子没有产生问题，“孤儿院长大”的标签容易被人歧视，造成难以磨灭的烙印。

而11月29日，高耀洁亦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当年我提出的分散领养或助养模式，现在回头看也不现实”，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艾滋疫情的敏感性，根本不可能把数以千计的孩子们带离他们的所在地或将他们的身份公开。即使可以，在缺乏民政部门和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不可能找到众多领养家庭，找到了也不可能定期做家访跟进孩子的生活，“孩子会面临被虐待，甚至被卖掉的威胁，孩子被领养后生活也很难得到稳定的保障。”

相形之下，高耀洁觉得，杜聪领导下的智行基金会模式相对可行，并经得起实践的严酷检验，“让孩子留在原居地可能确实是比较好的选择”。

到目前为止，香港智行基金会救助的艾滋孤儿和孩子已达8000之巨，分布在河南、安徽、山东、广东、广西、云南6省份，这个数字还在日益增加。但相对于50万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整体，他说自己只做了1.6%的工作。

11月30日，卫生部通报，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艾滋孤儿仍未被发现。

面对如此庞大急需救助的艾滋孤儿，杜聪坚持的原则是，在最短时间内救助最多的孩子，并能长期持续。这个冷静理性的银行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也是他认为最稳妥可行、在短时间内大量铺开的方法：先定下客观和科学的标准，以村为单位，一个村一个村地摸底，量力而行地助学。在原居地资助就学，艾滋孤儿和一般孩子一起受教育，心态更平衡，有社会化锻炼，将来更容易融入社会。

杜聪摈弃了自己办学模式而是整合现有的学校资源设立了虚拟的助学网络体系，省却建院办校的费时费力同时，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在一些因孩子交不起学费而出现大规模退学的村落，不少学校由于学生人数大减而濒临破产，助学解决了学校的经济困难，这也为其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提供了可能。

为避免孩子之间为了争取有限的受助名额而斗穷斗惨斗可怜，甚至从小养成乞丐心态，没有尊严，杜聪提前打预防针让他们宽心，“名额不设上限，凡符合救助条件的人都能得到救助。”

迄今，智行模式已经持续十年，8000名孤儿受其资助，在各色慈善组织风云流散的日子里，智行的身影不仅仍在，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刚新设了云南办公室，救助之手又向偏僻的西部边远地区延伸，那里吸毒导致的艾滋感染日益加剧。

当下的困境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智行筹款难度加剧，杜聪焦虑增加，“毕竟靠我个人力量有限。”

王梅三姐妹走在乡间的路上，妈妈和姥姥都感染艾滋病。 本报记者翁洹/图

孤儿程香红看着姐姐程梅在照顾小孩，程香红是几天前就被温总理探望过的孩子之一。 本报记者翁洹/图

“吃艾滋病饭”的人太多

5年间，媒体关注艾滋病的热度逐年下降，媒体报道的临时性、个人和组织的浮躁性与救助需要长期坚守的心志之间的矛盾凸显。

一个艾滋一线工作人员抱怨说，艾滋病患严重的村子有时的场景让人痛心，一些组织和个人，带着惯有的眼光、施舍的表情甚至猎奇的心态去审视孩子，丢下一些钱，说几句怜悯的话，没有长期支持，留给孩子的是瞬间的美好和虚幻的承诺。“在民间救助群体中，真正有慈悲、智慧又有纯良公益心的人太少。”高耀洁说，她多次揭露一些组织和个人利用艾滋孤儿来骗钱，成就了自己却害了孩子。

杜聪曾经在某县遇到一些所谓的艾滋病能人，仗着能找到艾滋孤儿家庭的优势，向外来救助者索要信息资源“提成费”。

在救助的具体操作中，有一线救助志愿者反映，大量资源在几个出名的区域过分聚集，这些村庄政府落实政策较好，民间组织相对活跃，有的家庭除了得到政府救助款外，还有好几家NGO帮助，在开封某村甚至出现了争夺“艾滋病市场”现象，资源过分集中还令村民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不少疫情严重的地区却少人关注，比如政府、民间组织、外国机构、志愿者都关注商丘的柘城和睢县，而同县的民权、夏邑的感染者和孤儿得到救助的却远远无法相比。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则对多年来救助项目的具体运作方式作出反思。他曾多次公开抨击艾滋救助具体项目的“产业化”和“麦当劳化”。

“产业化”是说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至2004年就有约30亿，而2004年后，每年应在10亿元左右。在中国，从来没有一种病有过如此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投入却没有沉入社会基层社区和广大农村，真正裨益于那些感染者生存质量的改善，而是养了一大批机构和人专职或是兼职吃“艾滋病饭”。

而“麦当劳化”是指，几乎所有的涉艾项目的程序和模式都是外国人创立的，不合国外既定模式的项目申请很少得到资助。

他呼吁改变以往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国项目的运作方式，改变以往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及国外机构和政府的艾滋病投入基本浮在中、上层的现状，做到资金至少40%下沉到最需要救助的感染者和艾滋孤儿群体。

被忽视的心理和发展问题

更为紧迫的是，杜聪认为，随着孤儿的日渐成年，救助孤儿深度应加大力度从生存层面援助向支持孤儿人生发展层面提升。

近年，智行基金会开始扩大力度资助越来越多的高中技校和大学生，尤其是鼓励考不上高中或早早辍学打工的十几岁孩子回来读技术学校，或参加职业培训。本报记者近日在走访中发现，目前技术学校比高中甚至大学更受艾滋家庭的欢迎，培训一到两年，读书周期短回报快，又能发展孩子的一技之长，便于找到相对体面的工作。

杜聪认为，真正为孤儿服务，就应该跟踪他们的成长，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出相应模式。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艾滋孤儿问题可能要从一个农村问题变成一个城市问题。“艾滋孤儿从农村到了城市，不知道如何和城市打交道，有畏惧感，没有社会支持网络。”

他意识到柬埔寨经验可以借鉴，他们也有8000个孩子，以前在农村，后来长大后进入了城市，救助即转向做职业培训和服务。

杜聪认为，孤儿的发展问题中最严重和最难处理的是孤儿的精神心理问题。

为治疗心理创伤，杜聪采取过让孩子们画出内心忧伤的方法。如有一幅图，一个小女孩画了得了艾滋病妈妈的痛苦表情，并写了一行字，“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来治你的病了。”他还参照非洲模式，让孩子们自制家庭纪念册回忆父母，修复家庭记忆，感到曾经被爱的温度，重建安全感。

专业心理调查发现，艾滋孤儿情感和心理上的异常在父母经历精神压抑和在艾滋病发作过程中就已开始，随着经济负担沉重、被羞辱、被指责、被排斥或遭受剥削和暴力所造成的激烈的内心冲突愈演愈烈。杜聪意识到，艾滋孤儿的精神心理问题，不应只是治疗伤痛，而要想方设法使其在客观的不公遭遇下，减少负面情绪的强大干扰，形成积极健康心态。如怎样才能让孩子们不会变的残酷无情，要懂得关心别人，要有感谢之心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感。甚至不要被人过分宠坏，出现过分依赖心态，把自己的孤儿身份变成博取别人可怜同情的卖点，甚至摇钱树。

离开东珍学校的孤儿们至今还会在MSN上找李丹聊天，“可我感觉到，他们物质上似乎不缺，但在情感和心理上还有个巨大空洞需要填补。”李丹说。

今年暑假，智行基金会动员了67个受资助大学生回家乡。去艾滋家庭做家访，开补习班，做心理疏导，以亲身经历激发更小的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传递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形成一个孤儿间的心理互助体系，“同一个村子长大，相同的人生境遇，更有说服力。”同时也让大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之后大学生还和孩子们保持长期通信，让他们满足诉说内心积压的痛苦的需要，表达情绪，释放压力。

“但上百个大学生相对于8000个孩子，缺口太大，目前缺乏更多的志愿者从事孤儿的心理援助工作，”杜聪说，“心理问题若处理不好，将来他们长大后，可能会有忧郁症、狂躁症、自闭症等，甚至有自杀倾向，可能会影响他们以后组建的家庭夫妻子女一生。”（南方周末记者 沈颖，实习生 陈霄）

（责任编辑：杨晓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