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谈方善于 “炒作”，可他却坦然，只要“干实事”，自会有媒体找上门来；他知道，一些企业家和组织，上门讨教的未必是策划经验，而是“炒作方式”。谈方觉得没什么：“只要部分目的是做好事便好；打着‘公益’的旗号，说明他们对社会上的正能量有所畏惧，总比作恶强上百倍。”

　　谈方把“好人”当事业。

　　他对此从未困惑过，在他5年前创办“中国好人网”之前，他就“都想好了”。

　　当初有人嘲笑他：干嘛要叫“中国好人网”，名字太朴素，范围又太广，何不取个“英雄”或是“道德楷模”的名字。

　　谈方不改，他的想法是要“说好人、帮好人、做好人”，帮助全中国的好人，宣扬好人有好报，搞一场“人心改良运动”。

　　有人嗤之以鼻，“杯水车薪”；也有人觉得“太虚了”，认为这位在高校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授，“搞理论搞傻了”，办一个网站，能改变什么人心？

　　谁也没想到，大多数人“敢想不敢做”的“好人事业”，谈方搞得有声有色。

　　 “帮好人万里行”，开着面包车去各地捐钱

　　前不久，谈方组织了 “帮好人万里行”。

　　学校放假的第二天，他和好人网的志愿者们，两辆面包车，从广州出发，46天走了16个省份，为了去“帮好人”——探望、给钱；了解需求，可帮忙打官司、可找医生前往救治，还可协调就业和入学。

　　这种“全国巡回式”的帮好人行动，已经是第二次了，谈方计划每年暑假都搞一次，明年就可以走遍各地。

　　他们把面包车四周围上条幅，穿着统一设计的服装，胸口处的标志，是一颗大大的红心，红心内是五星红旗的图案。

　　这次“好人名单”中的大多数，是这一年来，谈方和志愿者们通过各类途径发现，但素未谋面，或是没联系上的；还有一些，是当地文明办推荐的。

　　这也是好人网日常主要的工作模式——关注新闻，接听热线，以此寻找好人，帮助好人。照他们的话，是“让好人有好报！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他们用这种形式帮过2000多人，有名的，或是默默无闻的。比如昆明农民工、全国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董仲彬，他患癌症晚期无钱求医、带证上街乞讨了半个月；还有河南淮阳县熊楼寨村的农民李守俊，他为救人牺牲，留下90多岁的父亲和有病的妻子，家庭困难……

　　要帮的好人太多。

　　袁厉害不要钱，反而捐了钱给“好人事业”

　　这次“帮好人万里行”，好人网几乎为每一位被探访的好人，捐了钱物。唯独一位不要的，是河南兰考的袁厉害。

　　袁厉害原本就在当地便很有名，被称为“爱心妈妈”，收养了不少孤儿。今年1月4日，因为孩子们玩火，烧了屋子，7名被收养的孩童死亡。袁厉害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被调查，被质疑。

　　不少人同情袁厉害，给她捐款，其中便有中国好人网。当时谈方为其募捐了12100元，并想为她提供法律援助。袁厉害电话里说不要，一分钱都不要；谈方托志愿者春节时把钱捎去，她也不要，说要“把钱留给好人网”，帮更多的人。

　　谈方和志愿者们这次去看她，进了县城，连花和水果都来不及买，就被袁厉害骑着电动三轮车接到家里去了。

　　在谈方看来，袁厉害肯定是位善良的老好人。她家并不宽敞，70多平方米的住所，她和儿子、儿媳、女婿挤着住，如今家里，只收养着1位13岁的哑童。谈方说“从她和孩子的眼神里”，就能读懂其中的感情。

　　火灾后第一次，袁厉害去了被烧毁的老屋，带着谈方和志愿者们，刚到门口，她就哭了。待她平静下来，谈方才正式提出建立一个 “袁厉害救助弃婴基金”，在12100元的基础上，袁厉害坚持，又给了3000元现金。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和“搀扶老人奖”

　　若以后要动用“袁厉害救助弃婴基金”，不仅要谈方和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们的投票，还要征得袁厉害的同意。

　　好人基金名下，已经设立了20多项类似的专项基金。

　　谈方把这些基金定义为“自筹”，是好人网的志愿者们捐助的，并非公募，也非私募。而每个人捐的每一笔钱，其数额和用途，都公布在网站上。

　　其中有一项基金，着实让好人网和谈方火了一把。

　　那是2011年3月5日，学雷锋日时候，谈方建立了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并成立公益律师团，邀请了数位知名律师，想为以后的“冤枉者”打官司。

　　当初好人网内部，不少人反对谈方成立的这项基金，认为“没必要”，“道德没堕落到那个程度”，不少人说，应该把“风险”两字改一改。可谈方坚持，要以此吸引更多人关注“诚信问题”。

　　没过多久，全国各地“搀扶老人反被诬陷”，或是“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事，频频发生，全国媒体涌向广州，让谈方谈看法，聊观点；各地爱心人士为基金捐款。而那时，在好人网关注过的10多起“搀扶老人”案例中，仅有一位大学女教师接受了508元的诉讼费和医疗费资助，其余二位则拒绝受助。一位觉得“受了伤害”，不愿再提；另一位担心受资助会被冠上“讹钱”的恶名。

　　谈方当然觉得还不够，他要搞更大的。

　　2012年的3月5日，好人网举办了首届“搀扶老人奖”，设了委屈奖、勇敢奖、正义奖和责任奖，评出获奖者42人，颁发奖牌和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奖金。

　　获奖者中，有2006年全国第一例“搀扶老人就医被判赔偿”的彭宇，还有2011年 “搀扶爬马路护栏摔倒老太被判赔偿”的许云鹤，还有“停车施救老夫妻，垫付1000元医药费”，却最终被判赔偿7万元的吴俊东……

　　没有颁奖仪式，只用最直接的帮助方式，银行转账。谈方几番周折，联系不上彭宇，就把奖项和奖金一直留着。

　　而吴俊东，把奖金5000元，反捐给了好人基金，在那之前，他又搀扶了一位摔倒的孕妇……

　　 “帮好人”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

　　好人事业，越做越大。

　　好人基金已经筹集了200多万元，好人网还推出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好人榜“中国好人”，每年评选100位年度中国好人。

　　鼎盛的时候，好人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注册志愿者，达到1.6万人，律师、医生、三教九流，“能帮助好人的人，都要团结”；近20个省份，都有好人网的分会。

　　困难自然也来了。

　　最大的麻烦，是核实受助好人们生活的困难程度，以此决定捐赠和帮助的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被视为“帮好人”原则。

　　比如，“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等好人，因为大量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他们及其家庭得到了大量帮助，好人网便不再介入。毕竟，好人基金是常年“专业”帮助好人的，资金不能简单根据 “感动程度”来分配，“帮好人”应有一套严格的流程。

　　前不久，他们探望湖北一位农村妇女柯梅花，她在当地被叫做“公家奶奶”，村里的留守儿童，大多数都被她照料过；2011年12月，她冲到马路中间，把村里一位男孩，从飞驰的卡车前拽了回来，自己却被卡车后轮辗压，双脚截肢。

　　当然是好人，可该捐多少钱？从市县到乡村，没一位干部说得清楚柯梅花残疾后，收到过多少笔捐助，捐款用于何处；柯梅花家境看似尚可，她也从来没有向被救的家庭要求过什么，就连政府问她有什么需要时，她也坚决说没有。

　　谈方提议捐1万元，可他给基金委员会成员挨个打电话，大家都说捐多了，5000元够了；投完票，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柯梅花受助5000元，被列为好人网“长期帮扶对象”，定期回访。

　　几乎每一次捐钱捐物，谈方和志愿者们都要先旁敲侧击，问对方“已得到多少？需要多少？”，之后要打电话汇报基金委员会成员，大家投票定夺捐赠金额。

　　善于“团结政府部门”

　　谈方目标远大。

　　他是严谨且中规中矩的人，他的论文，绝不允许出现一个标点和句式错误；他是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的教授，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和“公共管理”……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特色好人事业”，应是政府积极主动推动，众多民间组织、爱心企业参与，“好人有好报”文化氛围为底色的。其中，构建“中国好人文化”的关键，在于党和政府的重视。

　　所以，他很善于“团结政府部门”。

　　他办好人论坛，联合了15家以上的厅级政府部门及高校；他组织“帮好人万里行”，得到了广东省文明办的支持，后者主动为好人网给数十个省市文明办发去公函；经过两年的走访，他与50多个县级文明办、30多个市级文明办，以及8个省级文明办达成了合作意向；他评选的中国好人，得到了广东省文明办的认可，让好人网承办广东省每季度一次的 “广东好人”评选；广东省委宣传部，给了中国好人网15万元的专项资助，广东团省委资助其3万元……

　　广东省有关部门开会，数次自省，认为“很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都是跟在中国好人网的后头”，政府成立基金，举办论坛、好人评选，都跟好人网学。

　　谈方乐在其中。

　　两年前他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批准他在全国公开招收“公益慈善”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好人》，成为“中国第一部宣传中国好人、研究中国好人事业和好人文化的理论专著”。

　　他在书中盛赞一些省市的政府部门，比如浙江和江西省政府均出台条例办法，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以及徐州沛县将3名“中国好人”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能引起领导重视”的“秘方”

　　可他坚持，好人事业，是“民间、独立”的。

　　谈方给政府部门与中国好人网的关系做了定义，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他认为自己的成功之道，只不过是“不作秀，做实事”——“用心感受社会与好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触动政府、带动政府”。

　　他多次讲起中国好人网成立后的第一个“帮好人”案例。

　　2008年底，谈方开始寻找汶川地震后，倾其所有为灾区捐款的少年残疾乞丐，这位“爱心乞丐”前后4次捐了上百元，虽然其照片在网络上流传，感人至深，可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在哪里、做什么。

　　在这之前，谈方几乎没做任何策划，只是闭着眼睛想了想：每个人，看到这位爱心乞丐能得到善报，都会高兴。

　　于是他发动了118位志愿者，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兵分三路，去繁华的闹市和火车站，带着问卷、广告牌和大旗，上面印着照片，写着：“尊敬的乞丐，您在哪里？”谈方想，哪怕找不到，也算是一次“好人好报”的宣传。

　　第二天，他们就找到了他，他名叫龚忠诚，他被兴奋的学生们找到时，手足无措：“一下子来那么多人，像做梦一样，不现实！”

　　两位研究生，把他背到了火车站广场，给他毛衣，以及善款。很快，众多媒体“劫”走了他，镁光灯突如其来。

　　很快，广东省领导做了批示，文明办、团省委、民政局、残疾人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都伸出援手，龚忠诚成了一家凉茶铺的小老板，拿着“好人有好报”的锦旗，对着镜头笑。

　　曾有好多家公益组织、媒体和政府部门，都找上门来，希望能合作搞活动，并向谈方讨教“能引起领导重视”的“秘方”。

　　谈方哈哈一笑，说了一句他很欣赏的老话，叫“跟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想不到”的进步，源于“事业心”

　　很多事情，在做之前，想不到。

　　曾经的“爱心乞丐”龚忠诚，面对记者时，几乎表达不出来自内心本源的善良，他说不清，汶川地震时为何要背着父亲，把所有的“积蓄”捐给灾区，他从未想过，理所当然地做个好人，能因此得到回报。

　　他在第一届好人论坛上发言，谈感悟和“好人理念”：“没想到，思想政治教育，竟然能跟我这样的人扯上关系。”

　　观众席上坐了不少领导和教授，他们身子前倾，听得入神。这时，才有人明白谈方当年坚持取名 “中国好人网”的意思，“好人”不同于“道德楷模”，不同于“英雄”，只是普普通通的常人，鼓励大家“做好人”，这项好人事业才更有“操作性”。

　　一年前，谈方“帮好人万里行”的队伍到了南昌，探望并捐助聋哑老人何兴武，他用自己和爱人的退休工资，帮了一所特教学校，收留了200多名边远山区的聋哑儿童；临分别时，何兴武抓起谈方的手，拿笔写字：“我没想到，有这样的‘帮好人万里行’组织！我的腰杆子更硬了！”

　　两年前，中国好人网帮助广东人凌华坤，他在驾车追击劫匪的过程中，车辆与劫匪的摩托车相撞，导致劫匪身亡；虽然获得见义勇为奖金5万元，可除了妻儿的医药费，还要赔偿被撞路人和路边车主，倒贴4万元。他被妻子父母厌弃，总想不开，在跳楼自杀之前，找到了中国好人网。在企业家赞助下，好人网成立了“永泰见义勇为基金”，替凌华坤出了4万元；之后，谈方为此四处演讲，在政府会议和各类场合大声疾呼——应借此契机，为“见义勇为”和“见死不救”等行为立法，哪怕是一部地方法规。

　　谈方没想到，今年8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开始实施，成为全国首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被称为“好人法”。

　　但若没人将“好人”视为事业，那这些“想不到”的进步，或许，不会来得这么快。

　　记者手记

　　警惕“事业”成“产业”

　　自从谈方和好人网“成名”开始，质疑就从未间断过。

　　最多的，是对于好人基金管理模式的质疑。

　　随着他的“好人事业”蒸蒸日上，如今的好人基金，早不是谈方最初从工资中拿出的几万元，而是至少200多万元，缺乏第三方监管的基金，凭借“几人小组”的自觉，能否公正透明地管理好这笔钱？

　　只要跟谈方细细聊过的人，大多会选择相信谈方的“正直”；这位学党史教党史的教授，对“好人事业”的追求近乎偏执，他总说，是依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感召，依靠意志力，才能每天坚持如此：只睡5个小时，剩余时间都在工作。

　　他对基金的使用从来谨慎，即便请记者吃一顿20多元的便饭，也反复强调是“自己的钱”；而为了给“帮好人万里行”省钱，他们住连锁酒店，谈方都要几番督促“团购更省钱”。

　　两年前，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曾与谈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只需基金金额达到100万元，就可以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可后来谈方放弃了，或许，是担心一旦引入基金化管理模式，不仅会增添不少管理上的麻烦，还会对如今形式灵活的“帮好人”形成掣肘；或许，谈方和同事们觉得，只要每一笔账目都及时在网站上公开，问心无愧便可以了。

　　但问题是，“好人事业”和“好人基金”的管理漏洞，会否被别有用心地效仿，变为“好人产业”？

　　恐怕，还是得考虑考虑如何在保证基金使用灵活的前提下，其公开透明规范更多一些制度保障。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好人事业》）

（责任编辑：左浩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