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确定，坤叔必定成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坤叔的标志性并不仅仅在于他在二十多年的慈善生涯中助学了数千名贫困儿童，更在于他的遭遇对推动广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民间突破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是中国改革的常用路径，从这个角度说，坤叔之于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的意义，可类比于“傻子瓜子”之于私营经济改革的意义。

　　民间突破与顶层设计，中间隔着庞大而坚固的体制。改革，就是要消解这个体制的惯性。对于社会组织管理，一直有一种刻板的思维，即对社会组织必须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一方面要有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另一方面又要服从民政部门管理。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对民间群体有组织行为的警惕性。此种思维也并非政府独有，甚至不少学者乃至民间人士都有这种观念。

　　打破刻板成见需要解放思想。中国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封闭社会，政府包管天下显然已不可能。太多领域，政府鞭长莫及，比如针对特殊人群的救助、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太多方面，政府的服务效率远远比不上民间组织，比如在慈善捐助等方面，社会组织往往比政府更专业，更有影响力。

　　这几年，政府在不少社会管理领域越俎代庖所带来的弊病越发明显，而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建设方面做出的贡献亦得到普遍承认。社会组织管理必须改革，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

　　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成为重要政治关键词。从今年7月1日起，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将不用找业务主管部门，并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而今后广东各级政府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这是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取得的重要进步。经过坤叔事件带来的鲶鱼效应，经过政策设计层与民间的隔空互动，广东省内社会组织管理者们经历了一轮思想洗礼，原本僵化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渐渐松动。看上去，社会组织正迎来好时代。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可以一劳永逸了呢？显然没那么简单。如果说从解放思想到明确方向是社会管理改革的设计层面，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施工层面：社会组织如何规范，新的管理条例以及对应的法律什么时候出台，政府管理部门应当做怎样对应的改变，这些都需要尽快落实。

　　笔者在走访中观察到，对于那些如坤叔助学团队一样获得官方认可的社会组织来说，并未因为一个身份问题的解决就如释重负，它们虽然已经合法化，但由于社会组织管理的具体条例、法律尚未跟上，它们在现实运作中仍然会遇到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壁垒；对于社会组织管理者来说，他们一方面不再像以前一样小心翼翼，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因为社会组织在不断繁育发展的同时，确实也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监管面和监管难度都在加大，而监管所依据的条例、法律又多数没有升级更新，如何把握监管与培育的边界，他们亟须一把可以度量的标尺。

　　坤叔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不过是想做一点好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束缚？而从每个基层的社会组织管理者来说，他们的想法也很朴素：我们只是普通公务员，只不过依法执行政策制度而已。其实，这种悖论就是改革的空间。

　　如今，社会管理改革的观念性障碍已经通过顶层设计、通过思想解放扫除了，接下来就将进入真正的攻坚战。如同任何改革一样，社会管理改革势必要经历阵痛，势必会加入进步力量，也势必会遇到阻碍力量，但改革的大趋势已经明朗，就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智慧走下去。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