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杨铮一家和众多眼角膜受捐者昨来到江南殡仪馆，向遗体捐献者献上鲜花和感恩之情

　　“尽管我不知道您的名字，不知道您来自何方，但我要说一声谢谢，是您的捐献，让我女儿今后能重见光明。”昨日上午，在我市最大的遗体捐献纪念广场———南岸区江南殡仪馆内，100多名市民、受益者以及遗体捐赠者家属手拿鲜花，集体祭祀遗体捐献志愿者。

　　在祭祀现场，曾爱民女士很激动。她的8岁女儿杨铮就是受益者之一，上个月才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而且很成功，不久就可重见光明。但谁的眼角膜给了她，对小女孩杨铮以及她的父母来说，永远都会是一个谜。

　　他们留下的只有名字

　　昨日上午10点，江南遗体捐献纪念广场，碑脚已经堆满了鲜花。6块大玻璃墙上，镌刻着241名逝者的名字。这是一群特殊的逝者，没有骨灰，也没有专属墓穴，因为他们捐献出了自己的遗体。

　　“墙上的名字，逐年在增多。”梁正从2008年开始，就来看望自己的父亲。梁正的父亲也是241名逝者之一。“偌大一个广场，当年镌刻的名字，只有40多个，每一年清明来，都能看到名字的数量在增加，祭祀的人也在增加。”

　　他记得父亲去世的时候，几兄妹有不同的意见，包括他本人在内，还是有些不能接受父亲捐献出遗体。

　　“当时妹妹说了句话，‘要是父亲知道儿女们不按照他的遗愿办，会生气的。’父亲生前是特有主见的人，定了的事情，一般都不会再改变。”梁正说，父亲逝世后，几兄妹起了一番争执，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

　　不知道是谁捐的角膜

　　在祭祀现场，除了捐献者的家属，还有一些受助者。小女孩杨铮及其父母，是从四川南充赶到现场的。

　　杨铮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眼疾。“都怪我们大意，以为只是眼睛发炎，滴滴眼药水就好了，没有想到最后却失明了。”杨铮母亲曾爱民说，“还好有了好心人捐赠的角膜，很顺利就做了移植手术，医生说顺利的话，半年之内能恢复到原来的视力。”

　　女儿上个月25日做了手术，这一个多星期，曾爱民夫妇一直有一个想法，也是他们的愿望，就是想知道捐助的好心人是谁。“好心人已经去世了，对他的家属说声谢谢也好。没有他的捐献，女儿的世界，不知会黑暗到多久。”

　　按规矩，捐献者家属和受赠者是不能见面，也不能了解对方身份的。当然，是可以来祭祀的。昨日来到现场祭祀，曾爱民夫妇知道，捐献者是纪念碑上的一个人，具体是谁，一无所知。

　　受助者和捐献者家属见面，看起来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实际上也容易引起纠纷，所以才有了不见面、不透露信息的规定。据了解，曾经有一名靠低保生活的角膜捐献者家属找到受赠者，要求养老送终。

　　夫妻一起登记捐遗体

　　在公祭现场，一位七旬老人来祭祀老伴，一名中年女子搀扶着她。老人头发花白，手捧一束黄色菊花。她轻轻将鲜花放在纪念碑前，用手抚摸着碑上刻着的一个名字，2006年，老伴离开人世，按照老伴的遗愿，遗体捐献给了医学院。“这是他的遗愿，我尊重他的选择。”老人说，“去世之前，他就时常念叨，这能为医学研究作出贡献，还能给国家节约土地，今天看到有这么多受益者来祭奠他，我现在觉得他做得对。”

　　除了祭祀，这场公祭活动还吸引了一些准备实施身后遗体捐献的市民。做了十多年殡葬工作的曾黛华，十多年前就已经决定，在自己去世后将遗体捐献出去，“遗体捐献，无论是对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省资源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曾黛华还不断做老伴的工作，听说3月31日江南殡仪馆可以登记遗体捐献，老两口一大早就出门来到这里登记。

　　眼角膜需求缺口很大

　　市红十字会透露，我市登记在百年之后捐赠遗体的中老年市民并不多。直辖15年来，重庆捐献遗体的数量只有近千例。

　　第三军医大说，千例捐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重庆市医学教育和研究人体解剖学标本过于紧张的状况，但遗体捐献数量缺口仍然很大，医学院校的临床专业，平均每十多名学生才能解剖1具遗体。

　　理想状态下应该是4至6人解剖1具遗体。在医学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说法：每个病人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好大夫，但是却没有想过好大夫从何而来。实际上，学生们就是从这些捐赠的遗体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夫。

　　而眼角膜捐赠，需求量更大。重庆眼库介绍，眼库角膜稀缺是重庆医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目前全市有10万人因眼病致残，需要进行角膜移植，每年等待接受眼角膜移植的就有上千人。但是由于眼角膜资源匮乏，每年只有不到200人能实现重见光明的愿望。

　　重庆晨报记者 任明勇

　　昨日，江南殡仪馆，重庆市遗体捐献纪念碑前，眼角膜受捐者来参加集体祭祀。 重庆晨报记者 李斌 摄

　　（编辑注：原文标题为《是你捐的眼角膜，让我能重见光明》）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