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最重要的议题是原规则的改革，即产生各种规则的规则需要改革。”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2011年12月6日，国内奖金最高的中国软科学奖颁奖典礼上，改革再次成为焦点话题。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这一场关于改革前景与改革顺序的讨论。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改革的重要性、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改革可以是以下三个排序：

　　第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上。现在关于国有企业有三个数据——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有119家央企，财政部出资以及各个部委管的央企有6000多家，另外地方的国企有11万家。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仍然是我们下一步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国情，这个国情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改革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第二是公共预算改革。1993年分税制改革推动了财税联邦制，但由于民主制度没有跟进，财税联邦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强了国家能力，弱化了地方能力。因此地方在事权下放和财权不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现在更加公司化的倾向，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经营性的政府。实际上这些都和公共财政预算的结构设计、制度设计，以及整体的公共预算法相关。

　　第三是法院改革。我认为下一步司法改革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它决定着整个社会治理、政府治理。我建议现在的法院体系要建立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特别是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的信用，包括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可能更多要依靠国家层级的法院体系来打破地方保守主义，以及现在通过信访、通过政府行政化的手段解决社会广泛存在的“权利贫困”的问题。下一步如何通过公正的程序、司法的渠道解决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难点，我觉得这块改革也是很有必要、很有操作性的。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的改革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上，我们一方面要讨论从哪里入手、哪些是最重要的，但可能更为关键的是产生这些议程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合理？我们如何来把某些问题放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过去，这些议程的产生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带来的问题是，政治的议程和现实的公共生活、民众的切实关注和诉求之间缺乏有效率的、及时的互动。因此改革最重要的议题是原规则的改革，即产生各种规则的规则需要改革。

　　我个人一直在想，现代化其实是需要三个理性的建设：以市场经济为载体的经济理性，以政府为载体的管制理性，以及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沟通理性。

　　政府在中国始终是一个资源的动员者、分配者、管制性权力的主体。政府当然非常重要，即便未来我们强调一种新的游戏规则的建设，也绝不意味着要走向无政府。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这种管制性的权力如何才能理性化？这种管制理性的建设需要包括法治、公民社会在内的多重机制的完善。

　　现代化的完成需要以公民社会为载体的沟通理性的建设。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自由，同时也能够分担责任？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不是可以自信地、有尊严地去行使，去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不必担心自由权行使带来的某种可怕的后果？这就是公民社会进一步有序发展的问题。

　　过去经济理性的建设已经有了较多的发展，接下来可能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管制理性的完善和公民社会改革的完善。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从经济学角度讲，我想可能至少有三个关系很重要。一个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马克思强调国体和政体是分开的。至少我觉得在对外发表言论的时候，我们怎么就不能多渠道地发表不同的意见？现在我总觉得我们对外的发言有点单薄。

　　第二，政府和企业，这是一个老问题。现在说得很好，政府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但我们首先要明确政府的位在哪里，我感到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第三，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放得松的话，好像地方政府最后出了事儿还得担心。中央管得紧，又管不了。另外，我们领导同志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成天开会。为什么不能像欧美领导人，周末去度度假打打球骑骑马？我建议你们不要那么辛苦，把权力下放到地方干。比如说财税体制设计，现在中央税收形势大好，而地方就看那一块土地，下一届政府怎么办，我很担心，问题很严峻。

　　现在的领导，国际化视野很好。有了国际化的视野，再加上了解中国国情，这样说来我还是乐观的。

　　◎闫健（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信息部部长）

　　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很简单，就是对权力进行监督。

　　我认为起码有两条可以做。第一是李曙光先生提到的司法改革。不能说政府是冲突的一方，同时还控制着司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中，这都是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结果的。

　　第二，我更为关注的是媒体的自由度问题。如果媒体有说话的空间，有自由行使监督权的空间，特别是在地方层面，那么很多滥用权力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的遏制。

　　◎马蔚华（招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现在全世界都在经历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下还是表现不错的，但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型，我觉得这种经济转型、社会转轨、观念转变带来的挑战还是相当严峻的。

　　比如说经济转型。我们现在想快，快不了，因为支撑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率要发生拐点，土地、环境、能源、资源不堪重负。中央在“十二五”把速度降到7%，这就意味着你要从过去重速度、重大项目，转到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和民生上来，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儿，需要政府、市场共同完成。

　　作为企业、银行的经营者，我还是觉得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变革，不能停，要加快，要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这还是应该作为改革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政府宏观调控，才能使经济实现“十二五”的预期。

　　社会的转轨也是新的事物。过去我们是单一的经济成分，现在经济成分越来越多元化，多元化的社会就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各种矛盾就越来越突出，所以社会管理——这是过去没提过的事儿，现在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和多种利益诉求，思想观念现在也越来越百家争鸣，越来越复杂。尤其是互联网，微博使各种观念传播得非常迅速、非常广泛，这也成为了非常新的社会现象。

　　所以，要管理好经济、管理好社会、管理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变革，从经济变革到社会变革到政府变革，这就是下一代领导面临的神圣而艰难的使命。

　　（本文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的采访整理编辑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李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