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占杰与田星在西双版纳

云南来的麻风病康复者在天安门广场

　　编者按：

　　31年前，一场关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潘晓讨论”，被视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社会演进，当代青年的人生观呈现何种面貌？精神初恋的果实如何在代际间传递？作宏观概论也许很难，但我们相信，真实的个体故事中埋藏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青年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选择，必然碰触到人生根本的伦理命题，我们向其中绽放的诚挚与勇气致敬。

　　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

　　直到28岁，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边是北京、外企、体面的日子，另一边通往昆明、爱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来到北京的第10个年头。2001年，她从老家贵阳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

　　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田星“无偏差”地一路走来。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个与自己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服务这样的人群，麻风病康复者？”

　　田星对麻风病的记忆，来自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纷纷主张将她烧死。

　　网络的另一端，活动组织者司占杰正盯着田星的简历犯糊涂，一时没搞懂那些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又返回穷乡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个麻风病村和数百个自然村落，试图让麻风病康复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纳。

　　那一次的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麻风病康复者时，尽管看过资料，田星感受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他不怕被传染吗？”看着带队的司占杰自然而亲密地与康复者们接触，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开始尝试着克服自己的恐惧。在天安门前合影时，她让自己与康复者肩贴着肩。第二天爬长城时，她一路挽着一位康复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传着吃一袋冬枣，田星左右为难。“他们也碰过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个了？”最终，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着的枣放进嘴里。

　　在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随后一个月的云南回访活动中，同样生于80年代初的两个年轻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着司占杰走进麻风病村，司占杰随口问一位康复的老人，是否认得田星。老人马上激动起来：“记得呀，照相的时候你没有躲开我呀！”另一位康复者告诉田星，他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觉到志愿者的爱护，“又有希望了”。

　　“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这是她反复想过的。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两年里，她看着身边的同事都“努力、诚恳、愿意奋斗”，期待着“一级一级升上去”，自己却总是幻想“另一种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她一次次拷问自己，脚步却没有挪动。

　　她已经习惯，让心中的声音对现实妥协。高三时，选择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过上“随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来，还是自觉埋头作业，“读书读书，不停地读”。全年级800多人，每次大考她总能挤进前20名，最终顺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协了，内心还像文学青年那样，多愁善感。”一个大学好友这样评价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

　　司占杰听后一言不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田星纳闷。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跌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多年以来，她接触的男性大多关心“事业、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气这样做。当年她选了会计专业，仅仅是为了稳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个冷门。上了大学，尽管她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大家都说好，都说“毕业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还是出于安全感和惯性……”她解释道。

　　其实，对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没有太多眷恋。她原本与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迁去昆明，可对于证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纸户籍，她又心生不舍。“毕竟这是个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够得到，现在我又有机会去得到……”尽管她也说不清，这户口在未来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从北大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没能给她落户资格。如今，海归的身份重新给了她这个机会。今年3月，她开始按程序办理，但手续繁琐，预计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办好。

　　为了早日与男朋友团聚，田星想过放弃户口，直接辞职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但还要迎合它。”她在心里骂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

　　“我的风格是，大概认准了，就不顾一切。”31岁的司占杰语速飞快，习惯性地双手比划着。

　　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我们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词评价他——不走寻常路。”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个社会都有，你这个工作，以前我没听说过。”“扶贫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没关系的。”“你的才华应该去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嘛。”

　　末了，三叔强调更实际的：“你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单位，你去考公务员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以标准分769分夺得通许县的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在乡中当老师、教过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兴，特意花钱租来一部投影仪，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后，还办了一场酒会。几杯酒下肚，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子嘱咐了一句：“好好学习，以后多挣点钱。”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年轻人有着与父亲同样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师“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春节回家，他就拍着胸脯对父母保证：“以后给你们在滇池旁买个小别墅，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菜呢！”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之外，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但在老家那个两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却嫌他“丢人”，一时没好意思告诉亲戚邻里，这个儿子毕业后“又跑到山沟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会”后，四叔当晚气得没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来训了一夜。在四叔眼里，这个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门邪道，“变傻子了”。

　　除了强调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的“意义”外，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再怎样辩驳。春节过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转至另一家公益机构，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让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活得更有尊严。

　　可爱情之于他，一直显得遥不可及。“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这条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见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现了。”

　　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电话里听说田星谈了对象，母亲急着询问。

　　“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

　　“那钱从哪儿来？”

　　“要自己筹款。”

　　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告诉你，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了。”田星无奈。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经济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听，心里发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紧张，吃完了咱们再谈。”

　　“你还是继续做法律比较好，在中国，你做这个不行的。”饭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们上网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这等于暗示，“你这个人还行，但工作不行。”他试着寻求共识：“我明白，你们是希望我们好好生活，有正经的职业，稳定的收入……”

　　聊着，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转行，回了一句：“理想主义害死人呐！”

　　第二天，四人共进晚餐后，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田星的父母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考上了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父亲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工厂里当机械工程师，母亲留校任教。这对遭遇了时代波澜的父母，心里总有遗憾，所以盼着孩子过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学习，将来干一番大事业”，这是他们最频繁的叮嘱。

　　女儿刚刚本科毕业时，他们就卖掉了贵阳的两套房产，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他们期待孩子海归之后更上一层楼，找一份更“高级”的工作。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们一度张罗着给她介绍“家里当官的”，好让她“以后不用受欺负”。

　　眼下，田星的选择让这对已经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满了失望。“你看你现在，工作这样，恋爱也这样。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原来在很多人看来，你都是比别人优秀的，但现在……”待在北京这段时间，老两口的埋怨没停歇过。

　　对这种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后接受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母亲则在农活之余为家里的诊所打下手。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

　　司占杰上大一时，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也就承载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他工作后，母亲一直唠叨。父母还曾愤怒地打电话到昆明，抛下一句：“你不辞掉工作的话，就永远别往家里打电话了！”

　　儿子在电话里一时说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丧之极，最后还是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中，司占杰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父母。他试着用父母熟悉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便感到无法抽身离开。那时，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县的农村探访麻风病康复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前，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老式蓝布中山装的老人在雨中呆站着。

　　“我忘不了那种神情，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他已经被疾病摧毁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名叫李光学的老人，年轻时感染麻风病，痊愈后离开了强制隔离的麻风病村，却因村民的歧视而不能返家。过去30年里，他长期离家独居，一个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开始联系村长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释麻风病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他还住进了李光学儿子家中，近距离地动员劝说。不过，最有效的还是“以身作则”。他常常与李光学一同进村，有说有笑地与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 老人终于如愿返村安家。

　　为了争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帮助像李光学这样的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讲给父母听。2006年，他甚至把母亲带进了麻风村，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工作。

　　行医的父母也渐渐开始关心这些受折磨的人，与儿子通电话时常常问起康复者的近况。可他们对儿子的责怪，却没有停止。

　　“不光是我的父母，对整个家族都是很大的打击。”司占杰渐渐明白，他的个人选择原来关系到整个家族。村子里，叔叔们常常明示暗示，这个侄子没去当个有权有势的官，过年时开个小轿车风风光光地回来，这让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无能”。

　　母亲明白，亲戚们是觉得“没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对外他总是护着儿子，“我儿子不是当官的料，他实在得很，不会说谎”。可回到家里，她还是忍不住为儿子担忧：“你30多了，没房子，没车子，没媳妇，还是穷光蛋一个，这咋弄呢？”

　　“该有的总归会有的，至少现在，我还有饭吃。”司占杰总是乐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没办法，只能感叹一句：“拉不回来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点：“人总归要离开父母，心理上实现独立的。”

　　我不受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选择独立于父母。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她试图向父母发出信号——自己“态度坚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信号始于一个简单的拒绝。尽管从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田星还是让自己“忍着”，没有搬到父母在她办公地旁边租下的房子。

　　可每个周末去看望父母时，听着他们不断表达“失望”和“伤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抓住这点，不停地说啊说。”

　　对这个独生女儿，父母从小精心培养。当她还躺在婴儿床里时，母亲就用一条红绳，连接着她的小手和挂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会留意到五颜六色的东西。“她担心我整天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变傻了。”

　　她刚上小学时，母亲最爱带着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认植物，培养女儿的各种兴趣。有次，贵阳突然下了场大雪，中午放学时，本该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现在校门口。“快走，我们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难忘。

　　可后来，这种爱护和关注渐渐成了负担。田星记得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开始向班主任打听她在班里的名次。尽管那时学校并没将学生的成绩公开排名，但她害怕让母亲失望，还是不断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学，父母依旧敦促她“好好学习”。大一时，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独立赚钱，父母坚决反对。“学习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钱，我们可以寄给你呀！”母亲打来电话说。田星最终罢休，心里却始终耿耿于怀。

　　她很少向父母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在一旁仔细研究，她心里却只是“高兴了5分钟”，随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许多年后，当她坐在北京国贸拥有大片落地窗的办公大楼里时，才明白过来，“人生的空虚，不是通过这样的‘成就’可以填满的。”

　　留学美国时，她越发抵触所学的专业，倒是重温起在北大时参加爱心社的热情，进入一家为贫穷儿童提供免费早教服务的公益机构实习。“真的，那是自发的动力。”如今她一字一顿地强调。

　　对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们只是感觉，女儿离他们越来越远。一次父亲对她唠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烦地顶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来，母亲偷偷对女儿说：“你爸刚才哭了，你这样跟他说话。”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来电，通知女儿他们已经坐上返回贵阳的火车。这让田星又陷入了纠结，“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个田星说：“我让父母失望了，怎么办啊？我的人生好失败啊！”另一个田星却说：“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实现，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着几乎相当于父母全部积蓄的钱出国留学时，田星曾想着回国后跻身待遇诱人的投资银行，全力回报父母。可如今她渐渐发觉，用自己的人生去满足父母，“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我只能跟他们说，我不受你们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会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爱上了有关人生目标与人生意义的书。在一本书中，她读到了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但20年，你得做多少选择啊？”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有两个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了物业。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你那个什么国际组织，不就是国际乞丐吗？”兄弟常常开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学室友牛正勇记得，司占杰那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铺夜话一场，众人倾诉职场烦恼，司占杰则说他在农村碰见的各种底层故事。

　　很快，聚会的形式有了变化。牛正勇读研后当了公务员。另一室友在银行系统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为支行副行长。同学碰面的地方，渐渐转移到高级饭店与KTV。吃饭之余，大家习惯性地一轮一轮碰杯敬酒。

　　“同学之间越来越有客气的一套，他们已经练就了，觉得是自然的，我就越来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怀念从前一群小伙子挤在宿舍里，煮碗面条，围着电视看央视科教频道的日子。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就步步领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会档次越来越高，他“付不起钱”，也不习惯总让别人付钱，一度常常缺席同学聚会。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抵达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们儿开着车，齐刷刷地在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

　　这样的期望不仅在朋友间。“人家那河南大学毕业的，才5年，现在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了。更别说我那学生……”在老家，四叔总重复类似的故事，以此“激励”司占杰。他推断，这个侄子如果当年进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该当处长了”。

　　四叔甚至为他拟定了补救方案：“你去考个河南省公务员，正正合适。”如果不从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资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国名牌大学回来，应该在两万左右。

　　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一个月拿两千多元的工资。

　　“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基层锻炼，随着年龄增长，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难接触基层了。”这是他的信条。＼

　　在美国学习时，一位教授的忠告让司占杰印象深刻：“你们毕业后，一定不要马上跑去联合国、盖茨基金会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这些“高级”组织难以让从业者真正接触弱势群体，获得锻炼。

　　今年年初，为了做更专业的服务，司占杰与一些同事离开了原先的机构，创办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我在金钱上的理想比较低，社会方面的理想比较高。”他这样评价自己。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现在，爱情是第一位的！”自从认识了田星，司占杰嘴边就总挂着这句话。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他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突然表示，为他俩“开心”。常常与孩子相隔异地，母亲总担心女儿的生日太冷清。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上个月，她休假回贵阳，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越发明白，现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当年她刚进入北大时，系主任就对全班同学“教诲”道：“其实会计我也不喜欢，但已经上了贼船，你就要学会怎么跟贼好好相处。”

　　可田星学不会。她无法忍受整天面对表格、重复性记账的工作。每个星期日的晚上，她都感到郁闷。公司给每个员工送了一本讲敬业信念的书，《爱上星期一》。“我还是爱不上星期一。”她苦笑着说。

　　对星期一的焦虑，田星从小就有。小学时的周日晚上，游玩一天后，她跟着父母坐公交回家。“我就数着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两棵……就到下一个路口了，再转个弯，就到家了。唉，美好的一天就过完了，第二天，又要上学了。”

　　她急切地希望逃脱这个怪圈，过上一种“内心真正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的生活，毕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对未来要做出改变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满恐惧。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着被子哭。

　　“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次争吵中，田星忍不住责怪司占杰对未来的日子“不太负责”。在心底某处，这个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着与父母同样的担忧。

　　“我还是不想过需要太斤斤计较的生活。”平静下来，她语调缓慢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过上那种日子，我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只有在这个时候，司占杰会感到“很受打击”。他理解女朋友的纠结与犹豫。参加她与同事的聚会时，他在一旁默默观察，心里想着如果田星继续努力，几年之后也能成为像模像样的“外企高管”，过上体面而安稳的日子。

　　“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一直推着，这力量不知道哪里来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大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说。

　　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中国青年报记者 陈倩儿）

（责任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