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贫困山区的大港小学114名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上）
河北部分小学生吃上免费午餐（左下）
  在11月9日开通免费午餐前，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良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经常吃的是黄豆饭（右下）

江西省九江市，地处贫困山区的大港小学114名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

　　[导读]贵州省今年有66个县作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央试点县。而据调查，这些学校食堂缺的是锅碗瓢盆等，相关部门期望民间公益组织能将款项用于此。然而，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除了因为募捐来的钱都是定向捐赠，还有对政策执行力度的担忧。

　　贵州省今年有66个县作为国家160亿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央试点县，明年将全面覆盖。而据当地公益组织调查，现在这些学校食堂缺的是锅碗瓢盆、蒸饭工具、消毒柜等，相关部门期望民间公益组织能将款项用于此。

　　然而，也有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除了因为募捐来的钱都是定向捐赠，还有对政策执行力度的担忧……

　　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政策约惠及680个县市的2600万在校学生。根据规划，贵州省今年有66个县作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央试点县，明年上半年贵州省将做到全覆盖。

　　近日，在贵州省政府召开的一次分管教育副市长紧急会议上提出，“在明年年初，贵州农村学校要实现建‘校校有食堂、人人有饭吃’的目标”.与此同时，邓飞的“免费午餐”团队近日也传出，他们的目标是在全国建立300所免费午餐学校。

　　两个目标似乎有资源重叠之嫌，是否能同时实现前景不明。很显然，政府与民间公益在某个层面还没达成一致，但双方普遍认为目标是一致的，仍需要多层面的沟通和合作。

　　由民间力量推动的“免费午餐”到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被普遍认为是民间公益的一次阶段性胜利。但欢呼过后，疑问仍存：仅半年的“免费午餐”实践能否为“营养改善计划”提供操作样本？而在政府计划之外，民间公益力量又该何去何从？
目前，“免费午餐”项目依然在劝募中。

　　分歧初现

　　11月16日，号称由“贵州山区希望工程基金”援建的首所“希望食堂”在惠水县田乡冗普小学低调开餐，并没有媒体前往，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仅派出了副秘书长张雨梅参加了开幕仪式，秘书长杨震因为在贵阳连续有几场重要会议而未能前往。

　　贵州山区希望工程基金是在贵州省省长赵克生的期望和关注下成立的，其目的是助力贵州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支持贵州山区农村学校开展“六小工程”--“小厨房”、“小食堂”、“小澡堂”、“小寝室”、“小操场”、“小医院”建设。由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贵州省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发起。

在杨震参加的几场重要会议中，其中一场是“山区希望工程基金”监察委员会会议，公务员、媒体、企业、捐赠人、志愿者等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基金会提出的“零提留管理、全透明运行”而设立的。

　　会议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政府、基金会如何与民间组织的合作”.贵州省一位领导曾在一份批示中指出，“‘免费午餐’应该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力办”,然而如何“合力办”成为了目前的关键。

　　一方面，国家160亿元的投入可能需要地方政府高达600亿元来做硬件配套。以贵州为例，贵州省预计在5年内投入120亿元用于学校的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这120亿元将由省财政投入的100亿元和社会公开募集的20亿元组成，民间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能发挥的空间非常大；另一方面，从目前民间组织募集的大量资金看，按照定向捐赠协议，这部分钱只能全部用在午餐上，不得挪为他用。

　　双方在这点上产生了第一个分歧。根据规划，贵州省今年有66个县作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央试点县，到了明年上半年，整个贵州省将做到全覆盖。“学生吃饭在明年将不成为问题，现在这些学校缺乏的是基础设施，民间公益组织应该将力量集中在这里”,杨震根据目前的形势分析认为。

　　“‘山区希望工程基金’今年计划在贵州省100个一类贫困乡镇的中心小学建成爱心食堂，到了明年，地方政府将食堂、宿舍等学校设施纳入到财政预算后，会加快‘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现在这些食堂缺的是锅碗瓢盆、蒸饭工具、消毒柜等，我们期望民间组织能将款项用于此”.杨震曾向“午餐计划”的梁树新表达这样的意向，并向“午餐计划”的捐赠者征求意见，据说得到了大部分捐赠者的认同。

　　然而，也有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除了因为募捐来的钱都是定向捐赠，他们普遍表现出了对政策执行力度的担忧，“一些乡镇的中心小学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资源，但仍有一些很偏远的村小学因为人数少、位置偏，这类学校很容易被‘遗忘’掉，我们随时要遗漏补缺”.“免费午餐”在贵州的总负责沈雁冰和《都市快报》记者冯志刚就是其中的代表，《都市快报》在这场“免费午餐运动”中募得630多万元，目前仅花去100来万。

　　“即便做到了680个县的全覆盖，国内其他地区依然有需要午餐资助的学校，‘免费午餐’劝募来的款项不会用不完。”邓飞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从志愿者到合作伙伴

　　邓飞已成为“免费午餐”的一个符号，在镁光灯的聚焦下，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他背后的那个团队。10月24日，“免费午餐”在贵州的第一所学校黔西沙坝小学被爆出虚报人数，这不仅看出免费午餐的监管如何艰难，也让邓飞背后那些“小”人物走进公众视野。

　　“免费午餐”项目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一是与当地政府合作，将善款打入当地教育部门账户，并由当地政府官员对学校进行监督；另一种是将善款经由当地教育部门发至目标学校，并聘请当地爱心组织的志愿者进行监督、管理、执行。

　　王远贵是贵州爱心之家的创始人，长期负责为贵州农村小学招募支教老师，也是“免费午餐”在贵州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最开始，他和“免费午餐”团队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一名捐时间、捐智慧甚至还要搭钱的志愿者。

　　王远贵非常忙，每个月有20多天在外面，或明察或暗访，目前工作主要在两块，一块是审查提交申请“免费午餐”的学校，另一方面是监督已开餐的学校。

　　由于“免费午餐”的名声越来越盛，贵州当地申请的小学也在逐步增加，王远贵就需要根据这些提交的申请去到各地考察。王远贵会根据“免费午餐”的准入条件，“抽查有多少学生不回家吃饭、学校的基本设施建设和态度、学校有没有虚报人数、当地物价水平等等，工作需要非常细，毕竟民间力量目前只能解决一部分最急需的学生”。

　　“最难的还是监督这块，监督不仅仅是单纯的监督，其背后诸多的牵扯让监督有时很难进行下去”,王远贵在经历沙坝小学的虚报人数后这样认为，他在事后被“免费午餐”给予了内部警告。

　　单从监督的技术来说已经比较复杂。王远贵在去到当地学校后，首先要根据学校公布的某一天的情况核查食堂账本，然后找学生、老师或者食堂工作人员核查当天的菜式是否符合，还要去县、乡的菜市场了解米价、菜价，看与账本所记是否有出入。

　　之所以会出现沙坝小学虚报人数的事情，除了在人数上很难核查外，爱心之家与“免费午餐”权责不清晰是出现此事的最大原因，更多表现在了监督成本上，虽然目前邓飞已经为王远贵筹集到了工资，但之前王远贵每次外出检查，出差费用都是由其个人承担，长久下来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免费午餐”所提出的透明、公开模式与王远贵的坚持是分不开的，即便这中间依然需要多方面的探索。近日，梁树心的“午餐计划”也向爱心之家和王远贵发出邀请，希望其能成为“午餐计划”的战略合作伙伴。

　　成本优势

　　即便“免费午餐”已筹集了2000多万元善款，但也只能供民间公益组织在贫困学生午餐问题上小范围运行，与国家需要在“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建立一套科学的、可持续机制相比，其力量依然显得微乎其微。

　　在记者接触的几家做贫困学生午餐项目的民间公益组织几乎都有这样的共识，“民间公益组织的强项不在筹款，而在于人力资源、责任心等方面的优势，这才是与政府、基金会合作的基础”。

　　“滴水公益”（成立于2006年4月，2010年，滴水公益在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属下设立了“滴水公益基金”）的午餐项目开始于2010年，是国内较早关注爱心午餐的民间公益组织之一。2008年，滴水公益在汶川大地震中得到了极大锻炼，一跃成为国内知名的民间公益组织，其义工（在滴水公益正式注册的志愿者）分布在全国各地。

　　滴水公益的午餐项目雏形来自于2009年实施的“鸡蛋计划”,主要通过义卖、劝募等方式筹集款项为贵州地区的小学生解决营养问题。在“鸡蛋计划”的实施中，滴水公益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鸡蛋计划”不仅运作难、成本高，且效果甚微，一些贫困地区的学生连基本午餐都没有。经过慎重考虑，滴水公益转向免费午餐。

　　“民间公益组织最大的劣势在于缺乏资金，所以每一分钱都不敢乱用，都要透明”,“滴水公益”负责人之一的魏均（昵称“大北”,滴水公益创始人）在运行民间组织几年后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为此滴水公益联合在安顺地区的义工做了细致的调研，将学校选在了关岭县新铺乡的江西坪小学，根据当地物价和学生食谱，定下了每位学生每学期220元的标准，并以一位捐赠者认捐一位学生的方式进行劝募，做到专款专用。

　　“滴水公益充分发挥了民间组织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最大程度上控制了成本”,项目执行者黄春梅（昵称“天街漫雨”）这样认为。其成本控制也体现在了滴水公益为江西坪小学建造的“春苗食堂”。

　　江西坪小学仅有一栋教学楼，滴水公益又不得不再为学校筹建一座食堂和基本餐饮用具。最初，学校提供了一份基本的造价单，希望滴水公益可以筹到这些钱，但滴水公益并没有直接给钱。

　　为此，黄春梅亲自跑到安顺地区调查当地物价，并将价格信息发给全国各地义工比对，得到的反馈是，很多东西从外地买来运过去反而比在当地买便宜。以食堂为例，学校给出的砖房造价是10多万元，滴水公益测算过后认为没有必要建砖房，所以组织当地义工买了复合板、水泥、沙石等运过去，加上人工工资，造价仅花去4万元左右。最后，滴水公益将建食堂的成本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以下。

　　2010年秋季开学，滴水公益建造的“春苗食堂”正式开餐，开餐同时，还有三位滴水公益招募的支教义工到来，这是滴水公益为保证爱心午餐做的最后一道保障。这三位支教义工除了正常的教学活动，还要负责买菜、食品安全监督、结算等工作，每个星期都要通过网络平台将情况反馈上来供大家监督。

　　如何合作尚无先例

　　毫无疑问，在实际操作中，民间公益力量积累了很多经验。

　　“‘免费午餐’应该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力办”,那么，究竟该怎么合力办呢？

　　从试点开始，160亿元国家资助款要全面、有效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关乎到祖国的下一代，加之食品安全等复杂社会问题，公众对这么一大笔钱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担忧。按照邓飞之前的设想，“免费午餐”所做的是一个模型，一个如何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资金公开、透明、实时公布的模型。他希望“在政府接手的同时，可以把这个模型复制过去，民间组织再回归到监督的角色。”

　　这一过程的实现是极其艰难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免费午餐的组织者、执行者，还是当地志愿者，对政府的整个建设和实施规划一无所知，双方在信息上无法互通有无，“你进我退、你无我上”成为民间公益组织在午餐项目上最为直接的态度。

　　一位民间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这么描述目前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掌握着全部资源，且没有流向民间公益组织，民间公益在成本控制、运营项目、监督等上的优势无法参与其中，资金不占优势的民间公益组织已在退出中”。

　　杨震也认为，“民间组织在实践‘免费午餐’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监管、运行机制，比如说民间公益组织聘请的当地志愿者，随时通过网络平台来报告项目建设的进展以进行监督，这些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而“山区希望工程基金”所提倡的“全透明运行”也正是邓飞所设想的模型的复制，基金也在各地招募了一些监督者，主要由教师、政府官员、当地志愿者组成，效果正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民间公益组织暂时未能在这个体系中担任角色。

　　“山区希望工程基金”的项目仅是“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很小一部分，政府的各种建设和将来午餐的实行，都需要社会各界的监督，民间公益组织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其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和先期累积的经验尤为重要。

　　此时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民间公益组织运作项目的成本如何解决？遇到问题向谁反映？政府、基金会、民间公益组织在这样的合作中各自要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呢？

　　面对这一系列的提问，杨震沉思了一下，“成本问题在我们的会议中已讨论过，接下来会有相关制度出来，至于政府、公益组织和民间力量的结合由来已久，但一些深层次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广泛接触，之前在运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还需要探索，希望借这次机会可以形成一个良好机制”。杨震说。

　　160亿元将以何种模式运作？目前尚无消息。邓飞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可能性有三个，一是地方政府和学校自己做；二是中央政府招标采购，交给包括免费午餐团队在内的任何非政府组织来做；三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合力运作，比如免费午餐在湖南新晃、广西马山等县的资助点，由非政府组织继续负责管理，政府分担部分经费。

　　“我不知道中央会选择哪种模式，但我希望不是第一种。”邓飞说。（作者：戴高城）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