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订是否有实质性进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法治观察

　　羊城晚报记者 郑旭森 林洁

　　实习生 李雅婷

　　连日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很抢眼球。

　　在全国人大的官方网站上，一份刑诉法修正前后对照表可以让公众对修正草案一目了然。不过，这一次，公众似乎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亮点解读，还深入关注草案是否有实质性进步。

　　“刑诉法修改或致秘密拘捕泛滥”的论调甫一传出，争议四起。可不少专家并不赞同，纷纷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专门连线参与此番大讨论的两位专家，为近日来围绕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焦点答疑解惑。

　　学者吴丹红肯定进步，再驳“秘密拘捕泛滥”言论

　　批判者读错法条 或者语文没及格

　　“刑诉法修订或致秘密拘捕泛滥”的言论传得沸沸扬扬之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各界理性探讨，结果又引发了一场“口水战”。

　　吴丹红如何评价本次刑诉法修正草案？他为什么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面对网友无情的大棒，他又作何反应？

　　羊城晚报：您觉得这次刑诉法修改是进步还是退步？

　　吴丹红：这要跟修改前比较，没有比较怎么知道有没有进步？1996年的比1979年的进步了，2011年的又比1996年的进步了，只要认真看条文对比，正常人都能看得出来，只是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羊城晚报：近期社会上有一种言论，称“刑诉法修正案可能导致秘密拘捕泛滥”。

　　吴丹红：修改前有可能被滥用，因为以前的规定比较宽泛，现在修改后，这种滥用反会受到明显限制。你要说有什么秘密拘捕泛滥，恐怕拿这个东西来攻击之前的刑诉法更合适。

　　（编者注：引发讨论的条款是对现行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修改，草案拟将其第二款修改为：“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人认为，此条款中“通知家属”有太多例外情形，“不予通知的面太宽，随意性太大”。）

　　事实上，他们把“或者”后面的一种情形变成了“或者”后面还有三种情形。中文的习惯都是一或者二，“或者”是放在最后一个种类的前面。从文中“或者”的位置看，就是两种情况。“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就是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所有的批判都是基于法条解读错了，或者是语文根本没及格。

　　羊城晚报：您在微博上解读这个条款时，有些网友表示理解，但是否定的声音也不少。您怎么看？

　　吴丹红：我没有办法说服所有的人，有些人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我撰文呼唤理性的探讨，就是建议大家正确看待这个事情，本身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歪曲它。有些人只是为了把不满情绪发泄出来，这导致没法跟他们理性探讨问题。

　　羊城晚报：那怎么样才算是比较理性的探讨？

　　吴丹红：批评可以，包括我在后面也做了很多条文的批评。像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如实供述义务又没有删除，我认为这个是矛盾的，应该把“如实供述”删除。  

　　现在网上有些人对谢佑平、宋英辉，包括陈光中老师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这样不好。这些学者对刑诉法修订尽了最大的努力，每一条都据理力争。我们在每一次讨论的时候都希望条文做比较大的变动，但学者的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比如说，我们要改两百条，然而提上去就可能会遭遇现实阻力，最后通过的可能只有一百条。

　　“中国第一刑辩律师”田文昌认为有突破但进步不大

　　律师权利难保障 司法公正受损害

　　田文昌被业界誉为“中国第一刑辩律师”，是参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起草前期讨论的三位律师代表之一。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在博客中称赞田文昌是一位“敢说而不乱说、能说而不胡说、会说而不瞎说”的专家型律师。9月5日，羊城晚报独家对话田文昌。

　　羊城晚报：您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如何评价？

　　田文昌：进步还是有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有一些突破，但进步的幅度不大。其中，有些只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相应的对策，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

　　羊城晚报：不足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田文昌：比如说证人出庭的问题。讲了很多，但是不出庭的后果没有规定。原来也要证人出庭的，只不过现在说得更具体了一点，增加了一些要求。可这些要求都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达不到怎么办，等于就是没有实际意义了。

　　羊城晚报：也就是您此前所说的，没有规定不让证人出庭要怎么办？

　　田文昌：现在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证人不想出庭、不敢出庭，以及对证人保护措施、补助措施等等。这只是一个方面，实践中还有因证人证言不够扎实而不敢出庭的问题。重要的是不管哪种原因，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能不能采用？这是最关键的。只有规定有争议的证人不出庭，证言不能作为依据，这才有意义。

　　再比如说非法证据排除。怎么排除？现在最高法院两个证据规则也出来了，但从实践中看来作用很小。虽然有那个程序，但只要对方说没有、不承认，就是没有。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具体的排除手段，比如说录音录像的问题能不能落实。如果没有录音录像，就是控方不能充分证明没有逼供取证，就推定为非法取证。

　　包括不强迫自证其罪，这也是个新的突破。但是同时还规定应该如实供述，那么等于也是冲突，你必须得取消如实供述才行。否则，现在的不强迫自证其罪就等于白说。

　　羊城晚报：那关于律师辩护权这一块有没有突破或者是说不足？

　　田文昌：首先调查权没有改，调查权与原来规定一样，向被害人调查还要经过检察院、法院同意。本来律师调查权就已经缺乏强制力作保障，还要加一个经检察院和法院同意，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还有会见权，也没有跟律师法完全一致，还有一些保留。同时，会见的时候能不能给被告人、嫌疑人出示卷宗内容，规定不明确。我们已经一再要求必须明确规定，否则律师这样做是有风险的。还有阅卷的问题，也没有保障。

　　羊城晚报：您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了现行刑诉法第三十八条的问题。

　　田文昌：这是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个三十八条是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前身，或者说是程序性的规定，内容是一致的。

　　首先它是一个歧视性的规定，其次它是一个引导性的规定。这样搞的话律师的权利保障不了，最后导致当事人的权利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现在刑事案件辩护比率大幅下降，在有限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当中，也很少有人敢于调查取证了。律师不调查，受损害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司法公正。（郑旭森、林洁、李雅婷）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如实供述”不删除 “不强迫自证其罪”等于白说》）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