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影《立春》，她觉得松柏像极了那座小县城，自己像极了里面唱意大利歌剧的王彩玲、画油画的黄四宝和跳芭蕾的胡金铨，“因为和别人不一样，就像长了六根手指头，成为别人喉咙里的鱼刺”。

　　她不得不向丈夫，向家人，向身边的小镇，一再证明自己做的是有用的，就像电影《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一生就是为了证明，只是这个证明的过程远比她奔赴震区来得艰难和周折。

为了这张地震志愿服务荣誉证书，肖琳正支付着常人难以预想的代价　图/邓学军

　　如果时间倒回一年前，肖琳的人生“一句话就能说完”。在湖南常宁松柏镇，30岁的她每天头都不用梳，买菜、做饭、带孩子，闲时看看电视和《知音》，但更多时候，她要么抱着先天肺病的儿子上医院，要么四处给亲友打电话借钱看病。彼时，家中已积攒了三万多元的欠条。

　　2008年5月16日，肖琳又背着家人借了三千多元钱，她没有带儿子上医院，而是偷着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她“控制不住自己”想去灾区帮忙，“即使是帮着带带小孩也行”。那时，她还不知道什么是地震“志愿者”。

　　 在震区绵竹，肖琳给一个受伤的母亲带了十多天的孩子。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像在参与省台的一档叫“变形记”的节目，“完全换了一个人生”。当她离开这座混合着悲伤与爱心的城市回家，却发现“再也回不去了”。

　　松柏与中国其他内陆小镇没有什么不同，当地缺乏民间组织，人们只有在把“公益”解释为“做好人好事”、“捐钱捐物”时，方才恍然大悟。

　　大多数人，包括她的丈夫王素成，都认为肖琳把自己孩子抛下，借钱去灾区帮别人带孩子，简直是“脑壳发炎”（当地俗语）。与肖琳同龄的王素成坚决要求离婚，除非妻子能证明“做这种好人好事有用”。

　　她在灾区，她遇到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这证明她“没有错”。

　　离家22天后，进家的第一分钟开始，肖琳知道自己“算是完了”。

　　婆婆一把抱住刚想冲向母亲的孙女，配合着张口就骂的公公，“那么穷，还去帮别人！现在还有脸回来！”婆婆很少大声说话，她一直觉得“做女人要有做女人的规矩”，终于也忍不住呵斥媳妇，“这么多天，家里饭菜、家务我做，孩子我带，你怎么不给我做做好事？！”

　　平时话语不多的王素成则扔下一句话，“离婚！”他把被褥抱到隔出来的“客厅”，将肖琳递过来的一件T恤甩回去，“这没用，有本事，你证明你是对的！”

　　T恤是肖琳在成都给丈夫买的，29块钱，“很贵”。回来前，王素成已在电话中提出离婚，让她“死在灾区算了”。肖琳觉得这是气话，丈夫会原谅她的，在灾区，她遇到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志愿者，这证明她“没有错”。

　　刚上火车，母亲吕崇勤电话她，“婆家已经闹翻了天”。25小时车程，肖琳不断找理由安慰自己，2002年丈夫也曾做过好事，千里迢迢到广西北海帮亲戚讨公道；地震后，公公婆婆每天都看电视，还流泪，“他们会明白，我做好事光荣”。

　　从衡阳火车站转回松柏还要两个多小时。路正在修，坑坑洼洼，大巴左右迂回，仍免不了剧烈颠簸。肖琳和其他乘客都已习以为常，女人们抱着孩子，大声地聊天，男人自顾抽烟、嚼槟榔。

　　往来松柏的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在这座矿产是惟一经济支柱的小镇，除了考上外地名校的青年才俊，鲜有人外出工作，绝大多数人被招进水口山矿务局及其隶属的医院、学校、媒体，终老一生。

　　中专毕业的肖琳曾走出去过，她试图证明自己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教学院念了一年书后，肖琳遭遇车祸，眼睛严重受伤，只能辍学回家。临走前，她抱着一个女老乡哭，“以后，我们就是互不相干的人了”。

　　成了家庭主妇的肖琳始终无法打消自己的小心思，证明“自己和一般的小镇妇女不一样”，“哪怕就一次”。“5·12”地震成全了她，震后第5天，肖琳借钱瞒着家人去了灾区。

　　大巴到达松柏时，风尘仆仆的大型货车明显增多，司机们忙着把矿产送到耒阳、长沙等省内市县，每月能赚一千来块钱，肖的丈夫王素成是其中一员。货车经过的水口山影剧院更像是一幢危房，它已经二十多年没放电影了。时间在那儿仿佛停滞了一般。

　　终于到家了。肖琳的家在影剧院斜对面，这片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平房，当年是矿务局最好的职工宿舍，如今已成了一片“贫民窟”。肖琳斜背着挎包，一跳一跳地在水洼间挑拣干净地方下脚。最大的一处垃圾堆旁，便是肖琳的家。自儿子频频生病住院，他们就搬到这里，每月月租50元。

　　进门前，隔壁邻居看见了肖琳，出门招呼，哟，出差回来了呀？真像大学生哪。

　　迟疑了一下，肖琳推门进了家……

　　“你做得对，做得光荣，为什么大家都把我们当笑话？你能证明你做得对，我就不离婚。”

　　肖琳回家前，“出差论”已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笑柄。在这片几无隐私可言的家属区，王素成不得不找个更符合常理的理由解释妻子的“失踪”，“她出差去了。”他对邻居说。

　　王素成1米71的个头，鼻梁挺直，几分像明星吴奇隆，和想象中性格暴躁、完全不体恤妻子的形象有所偏差。他的话不多，沉默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是常年跑运输形成的习惯，“我是个正常人，我想有一个正常的妻子，正常的家，这有错么？”

　　在他看来，自从肖琳去了灾区，一切都变得不正常起来。

　　闲言碎语还算小事，王素成很难再从亲友处借到儿子看病的钱，“肖琳有钱拿去灾区做好事，你还问我们借钱做什么？”

　　肖琳回家后，王素成听不进妻子的解释，“你做得对，做得光荣，为什么大家都把我们当笑话？你能证明你做得对，我就不离婚。”

　　冷战一直持续。王素成不再给妻子家用，和工友吃宵夜也不再带上她，甚至不让她碰自己的手机。肖琳则做梦都盼着，“‘变形记’导演找到我说，‘肖琳，你的节目结束了’。”“证明”突然而至。7月20日，水口山矿务局传达室通知肖琳去领信。工友们围上来，催她打开这封来自成都的信，在他们看来，这是件稀罕事。信封里是一张由共青团成都市委发出的志愿者荣誉证书。

　　消息很快传遍全厂，水口山电视台、报纸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相机来到肖琳家。在家里，水口山报社主编邓学军让肖琳举着荣誉证书，抱上两个孩子拍照。邻居们趴在窗外看热闹，这是矿区工人想都不敢想的荣誉，有人啧啧，“做好人好事还是有用的咧”。

　　镜头前，婆婆的怨气全消，喜气洋洋地对着话筒说，“媳妇在灾区做好人好事，我们全家都支持她。”丈夫王素成也不再提离婚，和工友吃夜宵，也会叫她同去，还带着全家到南岳衡山旅游了几天。

　　电视节目播出后，肖琳在当地成了小名人。但闲言碎语也开始扩大，有人说她借钱做好事，“脑壳发炎”；有债主抱怨肖琳，“借别人的钱，出自己的风头”。母亲吕崇勤要求女儿不再接受采访，“给别人戳脊梁骨”。

　　肖琳已不在乎这些，她终于在丈夫面前“证明了自己”，这是最重要的。现在，这个因朴素的冲动奔赴灾区的山村志愿者，骨子里仍旧传统，她只想“回到从前的正常生活”。

　　8月中旬，因金融危机，矿价暴跌，肖琳所在的企业金信公司停产，水口山矿务局停止向工人发放每月300块钱的低保。肖琳也不例外。

　　这让刚恢复正常的家庭再次剧烈撕裂。王素成发誓，“这婚是离定了”。公公更是扇了肖琳一巴掌，“矿上真认为你是对的，为啥会停你的低保？！

　　他们　 “杭州是杭州，松柏是松柏。”

　　在松柏镇之外，肖琳其实不乏支持者。她用的手机，是她帮助过的震区母亲送的，当肖琳的低保被停发后，对方还邀请她同去杭州打工。

　　在杭州的几个月，肖琳找到了“组织”。杭州知名义工朱强荣告诉她，“你不但正常，而且伟大，就是起点太高，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公益，比方说，收集废旧电池。”肖琳还参加了当地义工的分享活动与培训，她被告知，做公益“不仅要有爱心，还要做到专业”。

　　电话里，肖琳将自己的新发现告诉丈夫，“在杭州，我不需要证明自己。”电话那头答，“杭州是杭州，松柏是松柏。”

　　2009年除夕前夕，从杭州回家过年的肖琳带着荣誉证书及报道过她的报纸，找当地商家募捐衣物。她被杭州的志同道合者鼓舞了勇气，她想再次证明自己。

　　肖琳选择了常春路，当地最繁华的商业街，但名人效应效果不明显，何况还是“怪怪的”名声。肖琳专挑运动类专卖店进去，“太高档的店，老板肯定舍不得捐，童装奶粉店，又怕老板以为我是想给自己的小孩用。”
大多数专卖店答复她老板不在，或是没存货，新货不便捐。有一家则不客气地将她轰了出去，“我自己做生意都难，还捐给别人？脑壳发炎咯！”跑了近20家，肖琳终于在两家店里有所收获，对方在她不间断地劝说了一个多小时后，从仓库里拿出了一套薄内衣和一双旧布鞋。

　　这已经让肖琳感激万分，“毕竟还是有人理解我，支持我的。”

　　王素成的想法则完全相反，“像个乞丐一样！不像话！我们人穷志不能短！”

　　彼时，去过成都、杭州，上了几回电视、报纸，敢于上街募捐的肖琳在当地受到了新的解读。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找到这位喜欢“做好人好事”的“名人”帮忙。走在街上，肖琳甚至也会被拦住，“妹子，你那么喜欢做好事，那就帮我儿子在成都或杭州找份工作吧，还有，他1米72，二本，你看有没合适他的对象？”见肖琳不语，对方急了，“你都能帮不认识的人，不能帮帮你工友？我不是要你做免费好事，办成了我给你红包！”

　　肖琳渴望知音。看了电影《立春》，她觉得松柏像极了那座小县城，自己像极了里面唱意大利歌剧的王彩玲、画油画的黄四宝和跳芭蕾的胡金铨，“因为和别人不一样，就像长了六个手指头，成为别人喉咙里的鱼刺”，“但他们还是有人理解，虽然只有几个”。

　　肖琳曾带儿子在一家摄像馆拍生日纪念照，和老板谈起自己的抱负，她想在松柏组织公益协会，从小事做起，比如搜集废旧电池，得到老板的附和。此后，只要提起这家摄像馆，她会兴奋地说，“老板是我好朋友。”

　　上街募捐后不久，肖琳再次路过这家摄像馆，进去和老板聊天，“你以前说支持我……”她的话很快被对方打断，“我不是说支持，我是说理解，我当然说理解了，难道还反对不成？”
家里，肖琳与丈夫的冷战还在继续。一次雨天，王素成回到家，脱下鞋伸向肖琳，湿淋淋的皮鞋在两人之间流泪不止，“我的皮鞋穿洞了都没钱买，你还整天想着和我们没关系的人”。
离开　“领导都表扬我了！老公也终于不吼我了！”

　　慢慢地，肖琳后悔了。当母亲抱怨没心没肺的女婿时，她开始为丈夫说话，“我的确有点不懂事……”当在四川灾区的激情消退后，杭州义工组织热情洋溢的氛围远去时，肖琳重又被家庭的现实、小镇的世故人情包围、吞没。

　　2009年3月，肖琳再次从杭州回来，带回了子宫肿瘤及杭州一家企业捐助的5000元钱，她一个人搬进了医院。

　　位于松柏镇的常宁市第二医院的医生建议肖琳先打吊针消炎，年底再回来切除肿瘤，“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切除子宫”。医生清楚，子宫对于一个乡镇妇女意味着什么，“何况眼下肖琳的夫妻关系那么糟糕，一定要全力保住子宫”。

　　住院期间，丈夫王素成没来看望一次，他在忙着申请10万元购车贷款，以后给自己打工，每月收入可增加到五千多元。贷款是下下策，王素成曾经开口向亲友借，遭到一口回绝，“找你老婆要去啊，她那么有本事。”

　　肖琳越来越理解丈夫的“绝情”，“我不在家时，他一个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苦恼时，她曾给杭州义工朱强荣电话，对方鼓励她“最好别回杭州”，“在杭州，你只是千万义工中的沧海一粟；但在松柏，你可以星火燎原。”电话中，肖琳再又兴奋起来，冷却后，她又觉得朱师傅的期待“太遥远”。

　　眼下，她只想挽回她的子宫和她的家庭。出院后，肖琳和丈夫长谈了一次，她提出回杭州打工，赚钱并避风头；后者同意暂不离婚，但仍然要求肖琳证明给他看，“你做好事是对的”。
她随即找到水口山矿务局宣传部部长吴保华，请求矿上能减少丈夫的4万元保证金。作为无编制的临时工人，王素成需要交这笔钱作为信用担保，方才能独立开车经营。吴当场同意减为2万，还表扬她“做好事体现了矿务局工人的先进性”。

　　肖琳犹豫了半天，还是再接再励地提出了自己被停了低保的事。这显然难为了宣传部长，他的解释是：“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就搞区别对待，不好向其他人交待。”肖琳连连称是，没再坚持。

　　和刚捐过门槛的祥林嫂一样，她还是兴奋地冲出办公室打电话，对象分别是丈夫和母亲。“领导都表扬我了！老公也终于不吼我了！”肖琳兴奋难平，“他还劝我尽快离开，风波还没过，留在松柏，我会被口水淹死。”

　　她真的决定离开了。（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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