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追问“幸福感”：“我处在幸福指数的最低谷，但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骨子里是悲观的，但真正的悲观者才能乐观地活着。”白岩松批评“文化荒”：“政府不能光卖地，不拿点儿回扣给文化产业。

白岩松

　　白岩松回应“辞职说”：“打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真没那么严重。”

　　白岩松追问“幸福感”：“我处在幸福指数的最低谷，但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骨子里是悲观的，但真正的悲观者才能乐观地活着。”

　　白岩松批评“文化荒”：“政府不能光卖地，不拿点儿回扣给文化产业。”

　　记者面前的白岩松，犀利依旧。

　　关键词 辞职

　　“30 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

　　记者（以下简称记）：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两则谣言，一是柴静失踪，二是你因节目内容问题而写检查，甚至传出辞职消息，能回应一下吗？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我从来没有因为节目内容问题写过检查。如果我因此写检查，而且是该做的节目，一定是我辞职的那一刻——但现在还没有。我依然在直播。当然，做新闻会有风险，但一点儿小风小浪都承受不住，就别在大海里游泳了。我知道这样的传言中有大家的关心和担心，我并不恋战，如果离开央视会告诉大家。打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直到目前为止，真没那么严重。我也要替我的领导说两句，他也挺冤，连名字都被点了。

　　记：是否考虑通过微博或其他渠道澄清？这种“被检查”“被辞职”的消息隔三差五就会找上你吧？

　　白：我的话语权已经够多了，有什么非说不可的事儿？忍一天不就又该直播了吗？而且以我的性格，做一件事必须做好，开了微博，就别干别的了，我每天还得看点儿闲书呢。我最近主张，每个人都要关心“与己无关”的事，让自己由“老百姓”变成“公民”。每个人也要做点儿“没用”的事，发呆、散步、聊天有什么用？但又太有用了。人们现在只认识“有用”的人，所以你会发现通讯录里“有趣”的人就变得很少。中国人活得太粗糙了。

　　记：在央视工作的这十几年中，你认为和央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白：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我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主客之间，总有难言的情感萦绕。

　　记：那是否曾想过离开央视？听说之前有两家国际猎头公司挖你？

　　白：前几年确实有，直接问：“让你离开央视的价码是什么？”我的回答也很直接：“起码从目前看，没有任何物质的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这不仅因为多年的感情或成长的感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当越来越多的卫视，由于现实的难题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标，纷纷放弃新闻阵地，央视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诱惑。

　　记：你讲过一个故事，因为“9·11事件”央视的失语，面对观众的指责，你一夜无眠？

　　白：在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给主任打电话要求直播，但直到最后我们都没有直播。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却遗留了一些伤口在遥远的中国。然而也该感谢这伤口，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

　　记：央视最近新闻改革力度很大，你怎样评价自己在这其中的作用和位置？

　　白：新闻改革已经持续两年多了，陆续把非新闻化的栏目修整，新闻量明显增大。我们目前已建成了50个海外记者站，明后年会增至80个，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我依然认为，这还不是适宜作出评估的时候，还在路上。

　　记：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白：信息透明，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维护力量？我认为是前者，我当着总理说过这样的话，公开才能建立集体的理性。微博是积极的力量大还是消极的力量大？有人说微博传播谣言，但它也开始辟谣了呀！火山爆发之所以后果严重，就是因为平时的能量聚集太大；如果日常有小的宣泄口，就不会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我是谨慎的乐观者和实践者，不是口号派。我强调做，而不是抱怨。记得龙永图说，谈判不是单方胜利，而是双方妥协达成进步。我年轻时不喜欢妥协这个词，但现在觉得太对了。

　　记：不久前你入选新锐人物，得到的评价是“铁肩担道义”，对此怎么看？

　　白：我从来不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作评价，别人无论说什么，哪怕是我不同意的，我也坚决捍卫他说话的权利，这也是对民主社会建设的一种支持。

　　关键词 幸福

　　“30 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

　　记：10年前，你的《痛并快乐着》影响直到今天，这句话甚至成了常用句式；如今出版一周年的《幸福了吗？》也造就了高关注度和热议度，感想如何？

　　白：厨师做了菜，宴散发现菜剩在那儿，是件非常沮丧和自责的事。一本书出来没动静心里也会沮丧。当初我不会想到这书会走怎样的历程，但一年来我欣慰甚至惶恐，承蒙读者把这书读厚了。我三四年前就想到“幸福”，可能与我人到中年有关，已经不再是为了物质奋斗的阶段了，另外因为我的职业，看到了社会的病，30年改革开放，幸福了吗？我很疑惑，书名后面是问号，我只是提问者。

　　记：你找到答案了吗？

　　白：我比较认同幸福由物质、情感和精神三方面构成，我们经济GDP世界第二，为什么焦虑增多了？我们的物质如果是正9分，那精神和情感则是下降的，最后的总和是负分。之前我在耶鲁的演讲主题是“中国梦”，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国家大梦要向个人梦想转变。中国百年前的梦是国家富强，它覆盖了一切，甚至个人要放弃梦想促成国家梦，且心甘情愿。100年后的今天，是否要让个体的梦想开始张扬和实现？这也是幸福的另一种感受。和谐社会不是所有人一样，而是不一样的人能和平相处。“和”是人人都有饭吃，“谐”是什么话都能说，社会只有用进步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记：社科院做了幸福指数调查，据说官员的幸福指数最高？

　　白：我对调查都不持过高期待，有些调查都是矛盾的，官员自杀率也不低。我最近常说，追求幸福时要警惕，不能陷入“被幸福”的圈套，不能让别人制定准则，我们往里套。还是那句话，幸福像鞋，穿着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记：你对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多少分？

　　白：人的幸福指数是个U型，最低谷是43~48岁。在这一年我和各种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老人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中年人压力很大，但他们只是默默承担；年轻人展现出的压力最大，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当然，我要是给自己打分太低，大家会说我矫情，你都不幸福，那我们还怎么混？但要打分太高，又违心。所以就70来分吧。我相信这与我的年龄有关，我处在幸福指数的最低谷，但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骨子里是悲观的，但真正的悲观者才能乐观地活着。我的老乡康红雷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干吗不开心地活着？但做新闻，树欲静而风不止，老战士也有新考验。在个人生活中，我相信我的幸福指数是没问题的，我知道该怎么去幸福。理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常遇打击，这就是生活。

　　记：一年当中，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白：还是足球。我前几天下午去踢球，进了好几个。对我这个岁数的人，做到这样不容易。还有另一件让我感到幸福的事，就是走路。今年3月我血压有点高，我想不吃药试试。每天走路，越走越快，但是某种东西却慢下来了。原来是功利的想法，想让血压降下来，现在血压已经下来了，我也离不开走路了。我每周有两天踢球，剩下5天走路，快走四五十分钟，让自己出汗。走路的感觉非常幸福，就像练气功和写书法。运动是让身体出汗，写作是让灵魂出汗。

　　记：人到中年心态上会有怎样的变化？

　　白：更追求一种平静。我10年前给《文汇报》写的新世纪寄语，是平静和反思。我什么都有，但不平静。平静才能幸福。这和做新闻有关，不平静，忧心忡忡，表达的只是冰山一角，难以平静。而踢球反倒是动感中的关注、单纯和平静。平静是我的奢侈品。

　　关键词 阅读

　　“10 年前我的稿费能买套房，现在只能买辆车”

　　记：在这一年中，你说这也是最近距离地贴近图书市场的一年？

　　白：总有人问我，能不能和读者谈谈读书的意义？我乐了，反问——你听说过有人让你谈谈吃饭的意义吗？既然没有，为什么要谈读书的意义呢？读书跟吃饭一样，自打有了文字，读书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来不应沦落到需要人来探讨它的意义。前几天一个书店的负责人说，书店里最主要的读者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他们都是主流读者群，很多人都为年轻人担心，认为他们不读书了，这也许是不了解现状，戴有色眼镜看到的。

　　记：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有些实体书店和民营书店经营不济。

　　白：据我了解，并不是图书市场萎缩，而是近10年来，中国城市的房租、人工费用上涨太快，使经营成本急剧增加，房价涨成什么样了，书价却没怎么涨。10年前我的稿费能买套房，现在只能买辆车。知识是否贬值不归我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销售量和读者并未大范围减少。新华书店之所以过得好，那是托毛主席的福，占据了每个城市最好的地理位置。我其实看到了一个拐点，人们在重新亲近图书。10年来，无论是杂志、报纸还是电视，读书栏目是最多的。

　　记：你的意思是折返点正在出现？

　　白：对，而且在电子书和纸质书的关系方面，永远是内容为王。我儿子就爱看纸书，但出门时爱看iPad，因为纸书太沉。前几天去伦敦，查令街是图书一条街，古香古色，在中国没出现，只要还有人读书，还有人提供有价值内容的书就OK。

　　记：政府是否也该做出一定努力？

　　白：我在日本，那儿也有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文化，比如“漫才”和“落语”，类似我们的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做得最好的是大阪，城市的黄金位置有一个大楼，免费给需要扶持的文化团体提供演出场地，因为不要房租和水电费，票卖得很便宜，所以观众很多，电视节目也经常去拍他们，演出的人很有成就感。我期待中国城市可以在文化和软环境领域多做工作。比如每年能不能有几块地方低价租给开民营书店的人？担心有黑幕，公开招标就OK了。政府需要拿出这样的地方、专门的资金，政府不能光卖地，不拿点儿回扣给文化产业。很多人喜欢伦敦，因为它的文化细节太多了，在圣马丁教堂，一个礼拜有3个中午是免费音乐会。有一天晚上我去听《安魂曲》，最便宜的票折合人民币才100元。中国的票价是怎样的？低票价并不是单纯由商家是否愿意少挣钱决定的，如果没有那么高的成本，他们也愿意把票价定低点儿。我想说，只要政府敢于割一小块肉，老百姓会鼓掌的。还有房地产商们，如果能在小区拿出一间屋子，低价租给经营书店或其他文化项目的人，说不定小区的房价都会高一点儿。对书业的扶持不能只停留在嘴皮子上，希望政府和房地产商“玩点儿实惠”。

　　记：不仅是房租和人工导致书店不景气，还有一个原因是规章制度？

　　白：应该说是政府的很多规章制度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当年制定的，在当年可能具备某种合理性。中国不缺法律和规章制度，但各级政府应该重新评估一下，有多少已经不合时宜？我相信规矩的制定者没有恶意，只能说老规矩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记：说了很多有点沮丧的话题，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

　　白：十几年前我采访过赵鑫珊教授，人类科技进步这么快，为什么依然需要听几百年前的音乐来抚慰心灵？赵鑫珊说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她说：“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所以我相信100年后，科技已经发展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探讨的问题和我们今天探讨的差不太多。支撑我们前进的不是世界变好了，是我们对世界变好的信心。（撰文、编辑/王晓晶）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