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煊是台湾现任“监察院长”。他曾经形容“监察院”像“没有牙齿的老虎”，要研究“装几颗假牙”，或让老虎“吼一下”，以重振监察权。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案”，或许让人见识到这名“铁面御史”的“打虎”气概了。

6月30日，王建煊被提名为台湾新任“监察院长”。当时他表示赞成成立“廉政公署”，若当选会以“监委”身份进行查案。 陈易辰 摄

2008年7月15日，王建煊(左)拜访前任“监察院长”王作荣，王作荣亲自到住家楼下迎接王建煊。 侯世骏 摄

　　 当然王建煊不需要借“打虎”来博政治声名，在走马上任“监察院长”之前，他已经名动台岛。他有许多绰号：“王圣人”、“布道家”、“小钢炮”、“王善人”、“慈善家”，没有一个台湾政客能像他这样，获得这么多清誉。
对王建煊这个名字，大陆人也许也不会陌生，他主导的“爱基会”在中国28个省市，成立超过250所“爱心小学”，他发起“一个孩子一颗蛋”计划与“捡回珍珠”计划，惠及大陆十多万贫困学童。
人们可以忘记王建煊在政坛上的斗士形象，但请记住他在慈善征途上的跋涉身影。

“一个孩子一颗蛋”
2001年，当时从公职退休的王建煊与他妻子，在中国大陆乡间四处“观光”。王建煊不看所谓观光胜地或好山好水，反而专找乡下特别穷困的村庄，将自己的退休金一笔一笔捐出，从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那一天，我们在湖北宜昌市偏远乡下的一所贫困小学，正值午餐时间，校长带领我们四处看看。我看到正在用餐的学童，许多饭盒里只有白饭，偶尔点缀在白饭上的，是一小撮红，或一小撮黑。
校长说，红的是切碎辣椒，黑的是豆豉渣，孩子拌着饭吃。
我当时很惊讶，说，那怎么成？营养绝对不够的！
校长说，这算好的，还有更差的呢！他带我到另一班，这班学生同样一人一碗吃着饭盒，但盒里装的不是白饭，而都是黄颜色，那是带壳的五谷杂粮，当地人称“苞谷饭”，小学生们人手一把带到学校，学校再用石磨磨碎，蒸熟了给小孩们吃。
还有一部分学生，同样的饭盒，里头空空如也，孩童们抓着筷子跟其他同学一样朝碗里扒，假装也在吃饭。其他人吃饱了，他也吃完他的“午餐”，摸摸肚子，假装饱了。
我暗自算了算，发现吃“苞谷饭”的约占60%，吃辣椒饭的30%，而假装吃饭的，竟然也约有10%。
看着面黄肌瘦的孩童，一双双乖巧无辜的眼神，我当场鼻头一酸，不能言语，不久转念想了想，回头就与校长讨论，若每天给这群孩子吃颗鸡蛋，可能要花多少钱。
我们华人社会习惯在孩童成长时期，每天至少让小孩吃颗蛋，补充成长时所需的蛋白质。这在都市里实在不足为奇，有些比较讲究的家长，甚至为了避免胆固醇过高引发心血管疾病，还会把蛋黄挑掉只吃蛋白。但这在物资缺乏的乡下小学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浪费。
我当时与校长一起算出来，一个孩子一年上课期间需要两百三十个蛋，共要100元人民币，全校500个学生，一年正好要5万元人民币。我自掏腰包出了这笔钱，认捐全校学生一年的蛋，总计11.5万颗蛋。
100元人民币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每天吃一颗鸡蛋，吃一整年。我们在美国纽约唐人街的一家餐厅吃饭，菜单上随便一盘菜，就要价13元美金，折合人民币100元左右，正巧是一个孩子吃一年鸡蛋的金额。我觉得很难过，点不下这盘菜，后来点了一盘炒面凑合过一餐，把钱省了下来，留给孩子们吃鸡蛋。
我们在内地奔走，除了临时借住学校宿舍，就是住一晚45元人民币的小饭店，原本我们都住一晚30元的床位，反正也只是洗脸睡觉，后来发现便宜床位从不洗床单，怕有传染病，只好放弃。
我知道贫穷的滋味。在刚懂事时，我们一家五口跟着父亲从安徽合肥来到台湾。那时候很穷，我半夜就要起床搓蚕豆剥皮，天亮后还要挑着担子，到市场上叫卖青菜和蚕豆仁，换点钱贴补家用。
孩子们每天每人有一个蛋吃，很不容易。我知道母鸡屁股就是农民的银行。我小时候家里圈块地养十几只鸡，一天可以下十个蛋，一个月三百个蛋，到市场上卖也是一笔钱，不小心弄破的蛋就是我们的营养点心。我能够长大上大学，靠的就是这十几只母鸡的屁股。
但这个蛋要让孩子们吃下去。教育是穷人翻身的唯一一条路。以我自己为例，要不是当年念了大学考上公务员，家里有固定收入，从清贫转小康，我们家大概一辈子都无法从贫穷里爬出来。
“有爱走遍天下”
王建煊是出了名的“财政铁公鸡”，他两次竞选公职，却主动找来会计师查核自己选举的账目，大费周章把未用完的政治献金，一项一项依比例退还给捐款人，政府拨款的两次选票补助共三千多万元（新台币），他则全数捐出，成立“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简称“爱基会”)。
我们“爱基会”最先在浙江平湖办了“新华爱心高中”，贫困的学生可以免费入读。不同于台湾“慈济公德会”在大陆兴建的“希望小学”，我们坚持每所小学名称上都要冠上“爱心”两字，学校大门旁，也都会有块石碑刻上“有爱走遍天下”。
这不只是一句口号，当小学生获得免费念书机会的同时，他会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爱心，让他有书可念，他毕业后便会一辈子记住这个爱心，把爱心传播出去。
“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几次参与爱心小学开学典礼，发现小学生的致词里总是有类似的感谢话语，我开始时怀疑是老师事前拟好的稿子要学生念，把稿子找来才发现，这些话语是小学生自己撰写的，这种温暖的爱跨越年龄、跨越两岸，在人的心里深入彼此流动，也让我十分感动。
当地民众一听说我们要盖爱心小学，没有路的地方，民众自动把路铺好了，落成典礼当天，乡里人全数出动，沿路夹道鼓掌放鞭炮欢迎。
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许多台商、海外华人、甚至孤老一生的台湾“老荣民”，都响应盖“爱心小学”的善举，纷纷捐钱行善。
捐款人中不乏穷毕生积蓄行善的贫困人家。曾经有一名住在台北的七十岁老妇，平时在菜市场拣菜贩不要的烂菜叶果腹，却一口气拿出200万元台币存款(约50万元人民币)请“爱基会”盖爱心小学，令工作人员大吃一惊。
后来我们盖好学校，让她担任名誉校长，还请她来剪彩，孩子们围绕着她喊“奶奶好、谢谢奶奶”，她好开心，回台湾后她还直拉着我说，我还要捐！我还要捐！这爱心多让人感动呀！后来这名老妇果真再捐了120万台币，光靠这名老妇，“爱基会”就多盖了3所爱心小学。
为了避免捐款流程产生弊端，我在大陆与港台各地拜访如红十字会、青商会、狮子会、慈济等善心团体，了解他们对于捐款的监督与使用，最后看中北京的“中国侨联”，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完整一套的严谨工作程序，可严格管制防止弊端，便与侨联签约合作。
我们的基金会许多义工都认同我们的理想，不支领任何薪水，直到今天，爱心小学超过250所，但人事行政支出这个项目，只占了全数捐款的0.5%，节省的成效十分惊人。
当然在学校设计之初，我们也特别重视质量与安全性，建筑期间严密监督，百分之百落实设计要求。四川大地震时，我当时人在浙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担心在震中汶川附近的十五所爱心小学有什么三长两短，决定亲自赶到灾区查看，发现十五所学校一万多名师生毫发无伤，基金会义工莫不额手称庆。
将珍珠一颗一颗拾回来
在中国大陆偏远乡下寻访的过程中，王建煊发现有许多成绩十分优异的小孩，初中毕业后升高中，因为付不起学费，只好辍学打工，让他相当惋惜。于是他发起“捡回珍珠计划”，想把这些“珍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却因为贫穷，许多资赋优异的小孩丧失教育机会。明明是好好的“珍珠”，却因为没钱，就这样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我们算了算，一个学生高中三年，捡回一颗“珍珠”所需的费用，大约要1.5万元人民币，或2000元美金，刚好是一颗上好天然珍珠的价钱。
我给你说个真实的故事：一名在美国经商有成的赵姓中国商人，拿了90万元人民币，托人到日本找60颗珍珠，串成项链，打算在其夫人60岁生日那天，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无意间赵姓商人得知我们的“捡回珍珠”计划，改变心意将90万元捐给“爱基会”，“爱基会”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到60颗“珍珠”，以其夫人名字命名开了两个“珍珠班”，并邀请赵氏夫妇到此两班剪彩，当场接受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物质的珍珠挂在脖子上怕弄脏，放在家里怕被偷，但这60颗“珍珠”现在改变命运，60个人可以有更好的未来，还有什么生日礼物比这个更有意义？
我们从在浙江平湖建立爱心高中开始，寻访各地成绩优秀、品德端正却无能力缴学费继续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送到“珍珠班”就读，高中三年食宿学杂费一律全免，让这批资优学生免于回乡种田或外出打工、所学无用的困境。
“珍珠班”首重品德教育，第二则是英文，第三才是学业成绩。2001年“珍珠班”第一年开办，招收一班50名学生，2002年便做出了名气，每年都有大批学生央求进入“珍珠班”就读，到2004年毕业生几乎全数考上重点大学，报名人数更是暴增十多倍。今年珍珠班已有1600多人报名，盛况空前。
因为升学率高，有些一般学生的家长也千方百计想把孩子送进“珍珠班”就读。我定下规矩，若非家境贫寒，想进此班就读的学生，得缴交比一般更高的学费，虽然此举遭受家长非议，但学费支出相当透明，全数用在学生身上，再有意见也没人来嚷嚷。
“珍珠”的毕业状况如何呢？说个《中国侨报》曾经报道过的事。贵州女孩龙小梅从小随家人自贵州省搬到浙江省打工，父亲在工地拉三轮车、母亲捡废品变卖，为了养活四个都在念书的女儿，龙家家境十分贫困，龙小梅即便初中毕业高分考上高中，也不得不因高昂学费而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龙小梅每天睁眼就去打工，至晚上12点才能休息，眼看一颗“珍珠”即将埋没，她的初中同学某日告诉她，可以到平湖爱心高中找个“很有爱心的董事长”。龙小梅隔天便跑到爱心高中，直闯我的办公室，睁大眼睛说：“我很想读书，我学习很好，不读书很浪费。”
我听了她的话，稍做了解后，当天便决定录取她，安排到新华爱心高中就读。三年后龙小梅考上大专，毕业还成为当地一名台商的办公室助理，脱贫成功。
看到别人因为我们的帮助改变了命运，那真是快乐无比。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个事更快乐的了。
结语
出任“监察院长”的王建煊为了“利益回避”，主动请辞了“爱基会”董事长、内湖小区大学校长等荣誉职位，却让“爱基会”及受惠的数万学生十分难过，六月底在浙江平湖举办的欢送会上，几十名学生围着“王爷爷”哭成一团，让旁观者忍不住跟着鼻酸。
我虽然离开爱基会，心里仍惦记着这群孩子，四川震灾后，有许多孩子失去父亲、母亲，失去家人的依靠，这是孩子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我们打算收留这群孩子继续教育，名称就叫“寒梅班”。
我和妻子结婚四十余年，没有生下一子半女，不过我们夫妻两人都有共识，顺其自然，有小孩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小孩也是上帝的安排，也许这样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将力气用来照顾数以万计的“上帝遗忘的子民”。
我们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为自己及孩子打拼，但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总要留一点时间及金钱，来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打拼，这样生命才更丰盛，才更有意义，您说不是吗？

小资料铁面王建煊在台湾，王建煊有着传奇般的经历，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一本书曾经这样描写王建煊，说他是“结合政治家、正义斗士、宗教家、慈善家于一身”，是一个“多面向且色彩鲜明”的人物。
在台湾政界，王建煊素以清廉笃正、敢说敢为著称，有“王圣人”、“小钢炮”等称号。因打击“黑金”势力，主张两岸统一，反对亲日排华，与李登辉政见不合而脱离国民党，发起组建以“让人民有更好的日子过”为宗旨的新党，并担任党主席。
2001年，王建煊代表泛蓝阵营竞选台北县长失利，这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政治参选，从此，他淡出政坛，将全部的精力和重心放在慈善事业上。
今年6月，在马英九的请托下，退出政坛7年之后的王建煊在犹豫五次后点头接下了“监察院长”重担。
王建煊说，“监察院”是要“打老虎”的，“老虎并不代表官大的人，所谓的老虎是恶名昭彰、为非作歹、视法令为无物的官员。”打这些“老虎”时，“监察院”绝不护短，要大公无私，六亲不认。
陈水扁涉嫌洗钱案爆发后，王建煊对陈水扁的行径大感不满。他说，“我希望明天早上有大新闻，有人切腹自杀，那才像话，有本事就要做到这样，不要一天到晚说‘爱台湾’、自称‘台湾之子’，太对不起台湾了”。

（责任编辑：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