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方正县“开拓团”的团部“红部”

　　为什么是方正县在为日本人立碑

　　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黑龙江方正县为死在该县的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立了一座碑。甫一报道，舆论立即哗然。然而，按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的说法，“立碑主要是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见证，将名字刻上去也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胸怀，提醒后人要和平。”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新的说法则是：“‘开拓团’不等同于日本军队，他们是侵略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并没有日本军人的名字，搜集的都是‘开拓团’的逝者。”（据新华网报道）

　　这个碑，该不该立？方正县，是不是网友们口诛笔伐下的那个“汉奸县”？被立碑的“开拓团”团民，是不是真的像方正县官员所说的那般，并非日本军队？

　　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要回答上面这些的问题，需要先搞清楚最关键的一个史实：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烈讨论和期望的问题。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

　　根据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大约16.5万16-19岁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国东北，以承担起“充实国防，确保治安”的“职责”。也是在这一阶段，“满洲开拓团”的名称正式出现。

　　“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 000万”。

　　“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后，日本在东北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满洲开拓团”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

　　既然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立了碑，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开拓团”在方正县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县派出6个开拓团，总计1291户，4828人。这些“开拓民”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笔者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了一位方正县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口述回忆。

　　老人名叫刘安发，1914年生人，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接受口述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采访地点，是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忆不长，全文照录于此，括号内则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饷给100块钱，其后，能闹10块就不错了。（笔者注：通过“满洲国”间接抢掠，是“开拓团”夺取中国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搁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撤籽，然后扒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笔者注：方正县那些被强夺了土地、并被赶入“部落”的中国百姓的命运如何？从“部落”中死里逃生的陶青山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下面是回忆的部分摘录：“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8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5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打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下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苦到什么地步，全家5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笔者注：这充分证明，“开拓团”的主要职责不是经济殖民，而是武装侵略，开拓团是准军事集团。）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三人。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

　　康德九年，我开始种地。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十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那时我年轻，有力气，帮日本人干活，啥都干。割、铲、种、收、扶犁、点种，啥都会，铲地铲整地，割地割一半。（笔者注：大多数“满洲开拓团”团民都不亲自耕种，日本作家岛木健作曾走遍日本的“满洲开拓地”，他在1939年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让满人干农活儿的。”）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糙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好点的，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再也没回家。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把中国人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我们屯附近的人家都迁走了。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

　　我们屯有个曲庆贵，还是个富户，几头牛有一次进了“开拓团”的地。被发现后，查下来，把牛扣住，把他们抓起来连打带揍，当时刘坤当村长，好说呆说帮着给要回来。还有很多人家的猪什么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当时就被打死了，还要把人抓去打一顿。

　　日本人也有好点的，比如五班老班长，我们上山拉木头，他不管，后来就给撤了，说他不负责。还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怜。南屯有一个日本大铁匠，会给洋马挂掌，跟我哥哥关系挺好，快40岁了，突然要让他去当兵，他来找哥哥喝酒，唱得都哭了。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笔者注：“开拓团”一开始就负担着为日军源源不断提供兵源的职责，这一职责可区分为两个层面：1、将那些服役期满本应回到日本的士兵编入“开拓团”，可以省去长途劳顿，便于再次迅速征召；2、自日本征招的大量“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进入“开拓团”一两年后，全部迅速进入了军队。）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二鬼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笔者注：对此，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也有记载：“（‘开拓团’团部的）几处房子着了火，人们不去救。一家房前，从窗户里跑出两个孩子，后边追出一个大人，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然后自己割腹自杀，倒在孩子身边。稍大一点的孩子挣扎爬到房门口，房檐上的草木燃烧着的碎火块掉下来将孩子埋上。一处火堆，人们往火堆里扔衣服、家俱、被褥、毛毯等，还有步枪、子弹。一个男孩开枪射杀村头树上栓着的十几匹大马。”这种记载，同样可以证实，“开拓团”不是单纯的“日本平民”，而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我们方正就有一千多个，现在，他们都回日本了。”

　　为什么是方正县在“立碑”

　　日本投降之后，方正县成为“开拓团”团民回国的主要集结地之一，据估计，当时集结于方正的“开拓民”约占全东北“开拓民”的八分之一左右，达万人以上。在方正县死亡的人数则超过5000人，滞留的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则受到了方正人民“以德报怨”式的收养和照顾。方正县身上“中日友好”的标签即由此开始。

　　东北光复后，1946年3月，方正地方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曾组织民众在野地里收拾和挖掘“开拓团”团民的尸体，用车拉往炮台山东侧。将尸体码成垛，浇上煤油，堆上木柴火化，据说大火一直持续了3天3夜，而后挖了一个大坑，埋葬了剩余的骨灰与白骨。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黑龙江省政府拨款1万元在现方正县吉兴水库东侧修公墓一座，将开拓团民遗骨迁葬至此。墓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并立有大理石碑一块，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此举显然系出于政治考虑，1963年，正值中日所谓的“兰花外交”。当年4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领袖之一松村谦三向中国发出邀请——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松村此举，系其反美亲华政治立场的一贯延续，而中国当时也有自日本成套引进工业设备的急迫需求。“兰花外交”一事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稍后，即有“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批准和建造。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修筑越来越完善，规模亦越来越宏大。据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介绍：

　　1973年，因伊汉通乡修建吉兴水库，恐淹及墓地，经请示省政府同意拨款5万元将公墓迁至炮台山北麓现在的位置。墓圹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直径为3.8米、高1.5米，3.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面北而立，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墓内合葬着近5000具开拓团民的遗骨。

　　1984年10月，由石山博一率领日本国哈达河第三次友好访华团从鸡西麻山将530余具原鸡西麻山地区开拓团民的遗骨迁来方正安葬。“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东侧，又多了一座“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其形状、构造、规摸都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基本相同。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5万元，为公墓搞了配套设施建设，在公墓东北侧分别修建了接待室和公厕，设立了铁围栏，并在公墓周围栽植了数千株落叶松，重新修筑了通往公墓的道路，大大地改善了公墓周边的环境。

　　1982年以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政府及民间友好团体到方正访问、旅游观光、祭扫日本人公墓。公墓的资金投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方正县与日本国政府及民间友好往来进一步发展，方正县政府也加大了对‘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资金投入和建设管理。同时，日本国政府及民间的一些友好团体也为支持‘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建设提供了资金。”

　　1994年，“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经方正县政府批准，更名为“中日友好园林”。同年，经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方正县文物保护单位。“园林”再次得到扩展，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园林内配套建设了纪念陈列馆、‘中国养父母公墓’、‘日中和平友好纪念物’等，使园林初具规摸。”

　　1999年1月，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这个园林是全国惟一的一处。方正县对其加强了保护管理措施，免费供游人凭吊、游览。”

　　那些死在“部落”里的中国百姓的尸骨何在？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如此解释“立碑”的动机：把开拓团民亡者的名字刻在碑上，是要让来参观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埋在这里，知道他们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今后方正县将继续利用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中日人民以史为鉴、珍惜和平。（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

　　可是，在那些日本人长途跋涉，来到方正县祭奠他们的“开拓团”祖先的时候，那些被“开拓团”夺走了土地、被驱逐到“部落”里的中国百姓——“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刘安发老人回忆）；“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那次闹瘟，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个，有20来户‘挑灶’”（ 陶青山老人回忆）——他们的尸骨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一个记载着详细的“死亡名录”的碑？他们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碑？他们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碑？

　　当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先生激动地说——“看到日本遗骸的坟墓修得像钢铁般坚固，而中国人的坟是土坟，我非常受感动。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知道国际上有个白求恩，我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要把找的种稻技术毫不保留地传给中国”（据《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时候，谁有资格站出来承受这样沉重的“赞美”？ （作者：谌旭彬）

（责任编辑：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