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寅（中国好人网配图）

　　当朱仲寅站起来，把坐在轮椅上的103岁的老母亲推到大门口晒太阳时，他患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疾，就能看得很清楚。

　　在(江苏)溧阳市南渡镇一条河边，有一处年久失修的房子，朱仲寅夫妻和老母就住在这里。不过这套房子不是朱仲寅自己家的，是单位借给他家住的。早些年朱仲寅的老母亲身体还比较健康时，50多岁的朱仲寅常年奔波在外地打工。与别人打工的目的不同，朱仲寅打工，是想积攒一些钱资助贫困大学生。

　　朱仲寅生于1950年，他原来是镇上一家米厂的职工，一度还当过副厂长。2001年企业改制，2002年朱仲寅下岗。考虑到他是残疾人，次年，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他每月能领到一份退休金。“就是在2002年，我下岗前2个月，下决心帮助一些贫困学生的。”10来年前的情景，对于朱仲寅来说，仿佛就在眼前，“那天我在厂办公室读到一篇报道，是写溧阳中学一位贫困女生小黄的——这女孩的父亲得了癌症，母亲是残疾人，报纸上还登了孩子的照片。我看了报道、看了照片上孩子凄楚的眼神，忍不住要流泪。我就寻思着哪天找到学校，找到这位女孩。不巧的是，我很快下岗了，因此没有去成。可是，在以后的几年中，照片上的女孩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她来。无缘无故的，我会生出内疚之情，因为我还没能帮助她。”

　　2002年，朱仲寅拖着一条病腿到了高淳县的一家米厂打工，每月工资约1000元左右。那时朱仲寅的两个女儿都已大学毕业并工作了，他爱人也已退休并有一份退休工资。打了一年工回到家乡，朱仲寅听说镇上有一名贫困生学习成绩很好、家里却十分困难后，就找上门去送了5000元。第二年他在镇上一家米厂打工，又拿出2000元资助了一名贫困男生。

　　但朱仲寅始终没有忘记溧阳中学那个姓黄的女孩子。时间到了2004年初夏，他算了一下，孩子应该快参加高考了，“再不找到这个孩子，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朱仲寅对自己说，“现在，我已经积攒了一些钱，有能力帮助她了。”

　　怎么让小黄相信自己的诚意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瘦小的残疾人啊！最后朱仲寅是鼓足勇气找到溧阳中学的一名教师的，当这名教师领着朱仲寅走进小黄的宿舍时，朱仲寅一眼就认出了她——2年来，他无数次想起过这张脸。朱仲寅说明来意后，女孩有些腼腆，不肯接受朱仲寅带去的钱，只答应等到考完后再联系。

　　不久后，朱仲寅了解到小黄考上了苏州的一所大学，他立即联系了她。小黄在她母亲陪同下到了朱仲寅打工的企业。朱仲寅这才知道，小黄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她母亲是个因工伤只剩两个指头的残疾人。朱仲寅已经准备好6000元钱，但小黄执意不肯要这么多，说家里已经筹集了一些钱，只要1000元就够了。“那时候，她感动，我也感动。”朱仲寅说，“小黄见我是残疾人还资助她而感动；我是让孩子的懂事感动了，这孩子心地多纯洁啊，家里这么困难，送她钱，她不肯多取一分。”好一会争执之后，朱仲寅终于说服小黄，每年由他资助她3000元，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这孩子争气呢，后来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

　　有时，无偿的资助也会遭到误解。2006年，朱仲寅在南京浦口区打工，他从《扬子晚报》上了解到一名贫困大学生，就设法联系上了他。开始时朱仲寅打电话给这名学生，说因为自己腿脚不便，能否让他从仙林校区赶到浦口取钱。但这名学生拒绝了。刚好朱仲寅认识的一个人有事开车到南京市区办事，他就搭了便车来到这名学生的学校门口。学生见到朱仲寅后，愣了一下，大概他没想到朱仲寅是个瘦小的残疾人，是个打工的残疾人。当朱仲寅提出在车里把钱交给他时，这名学生眼里充满了狐疑。朱仲寅顿时明白这名学生大概以为自己是个骗子，便随同他走进校园，一直来到辅导员办公室，当着辅导员的面把钱交给学生，并对这名学生说：“我资助你不是为了任何回报。今后我不会再当面送钱，你有需要时打电话给我，我把钱打到你卡上。”

　　的确，朱仲寅从来没想过要回报，他只是觉得这么做很快乐、很幸福。他资助的学生中，其中有三名从来没见过面，都是朱仲寅委托女儿把钱打到对方卡上的。到2009年为止，朱仲寅一共资助了13名学生，资助金额达13万元。

　　这些受助的学生，多数不知道朱仲寅打工的艰辛。8年里，朱仲寅到处找活干，最远的地方是浙江温州。在打工期间为了省钱，他住的是价格最低廉的旅馆甚至澡堂、客户单位的仓库或办公室。为了省钱，他戒掉了香烟。在安徽打工时，有一次他从二楼狭窄的仓库阁楼上摔下，整个身体卡在楼梯脚和堆放着的米包之间动弹不得，米包堆得有4米多高，而且是呈倾斜状的，稍有振动就可能倒塌、把他埋在下面，幸好被人发现及时才得救。

　　很多人不理解朱仲寅为什么拖着残疾的身子到处打工资助贫困学生。“报恩。我做这些是为了报恩。”朱仲寅语音颤抖地告诉记者，“我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姐弟5个全靠母亲一个人到处找事做养活。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把我母亲安排到合作商店里工作，有了一份稳定的工资；逢年过节还给我们补助金，每次都有二三十元———在上世纪50年代，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钱了！我上初中后住校，学校每月还发给2元助学金。街坊邻居对我们一家也很关照。可以这么说，当时如果没有政府和邻居的帮助，我们一家是活不下来的。现在，我们夫妻都有退休金，女儿也都工作了，我想我应该报恩了，再不报就没机会了，何况，能够帮助别人，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幸福的，幸福的事，为什么不做呢？”(通讯员 董扣新 记者 邹建丰 朱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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