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背后，站着公众，善待记者就是善待公众。这种善待，不是不再打人，不再说话，也不是变成“灭火队”“说情者”，更不是用胡言乱语侮辱公众智商，用花言巧语搪塞敷衍。这种善待，是要习惯于被公众质询、拷问、监督，习惯于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更要学会与公众始终站在一起。

　　记者正常采访，警察殴打记者，警方赔礼道歉，北京朝阳警方和京华时报的这点事估计就算过去了。然而，公职人员与媒体记者的“那些事”还远未过去。这些年，记者挨打的新闻不止一次，央视记者也曾被威胁，新华社记者也曾被跟踪。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也是战士，记者职业也是危险的职业，即非虚话。这些问题背后，远不是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一时冲动、犯糊涂的问题，归根到底乃是如何面对记者的问题。

　　这是一个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日益彰显的时代，媒体记者作为担当这一重任的关键角色，不可或缺地出现在新闻现场，义不容辞地冲锋在第一线，否则就是失职，就是缺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还远未能适应这一时代大势，还在传统地被动式地面对。其结果就是每每闹出荒唐笑话，把形象损毁，把颜面丢尽，却还浑然不知，岂不令人扼腕？

　　应当看到，用暴力的方式对待记者，让记者流血、恐惧，虽然在今后若干年不会完全绝迹，但从趋势上看，毕竟是会越来越少。与记者打交道，仅仅是告别暴力与野蛮，还远远不够。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只有顺应时势，提升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能力，才能与自己的地位、身份、职业、角色、使命等等相匹配，才可能干好自己的事。

　　不能不承认，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也在汲取教训，也在主动进步。但有的汲取有点走偏，有的进步还很有限。也许在今后，说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臭不要脸”这样话的官员不会再有了，但是三缄其口、答非所问的官员还是会令人生厌。也许，对突发事件视若无睹、对社会关注的事情无动于衷的部门和官员会没有了，但是不能提供有效信息、关键信息的回应还是会令公众失望。

　　记者的背后，站着公众，善待记者就是善待公众。这种善待，不是不再打人，不再说话，也不是变成“灭火队”“说情者”，更不是用胡言乱语侮辱公众智商，用花言巧语搪塞敷衍。这种善待，是要习惯于被公众质询、拷问、监督，习惯于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更要学会与公众始终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基于这种站位的转变，有问题就要直面，有错误就应承认，有一就老老实实说一，除非国家机密，你知道多少就让公众知道多少。有了这种站位的转变，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就会发现，媒体和记者并不是在挑刺、找麻烦、让自己难堪，相反还很可爱、可敬，最终会促进工作，推动进步。

　　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和记者是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的一面镜子，它们能及时照出自己的泥点和污垢，以便及时清洗干净；是一种鞭策，提醒自己要依法行政，秉公用权、为民办事，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地待人处事；更提醒自己不该伸的手不要伸，不该干的事不要干，不该犯的错误不要犯。唯其如此，面对记者才会轻松、坦然、阳光，才会发现用N个错误去掩盖最初的错误是多么的累、多么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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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陈家兴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