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患儿六成早产，而护士长当年也是早产儿—— 

　　峥嵘记录

　　5月11日下午，记者穿上白大褂、戴帽换鞋进入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的重症监护室。这里，近六成都是早产儿，他们急急来到这个世界，却比一般的新生儿辛苦很多。暖箱里，瘦弱的身体与无数的管道相连——呼吸机、鼻饲管、监护仪、导尿管……他们的体征指标显示为变化的数字，也牵动着每一位护士的心。

　　记者看到，有一个出生牌上写着“体重1.25公斤”的早产儿醒了，露出烦躁的神情，并且委屈地撇嘴。周芹用消毒液擦擦手，打开暖箱上的两个圆圆的孔门，手伸进去，用她宽厚温暖的大手去安抚他，他的哭声传出来，记者不由叫起来：“啊，他在哭！”周芹却笑着纠正说：“不，他在唱歌！”一词之差，完全流露出这位护士长的职业境界。

　　“无法表达的弱小者，我懂得他们的语言”

　　今年5月12日，是1983年入行的周芹迎来的第28个护士节。今年46岁的她，当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护士长已经第19个年头。

　　19年来，几乎每天7点半，周芹都准时来到新生儿病区。换上鞋、穿上白褂去病房查房，第一件事情就去跟每个小生命打招呼：“早啊，睡得好吗？”尽管，这些在暖箱里的新生儿，都听不明白周芹的招呼，但周芹完全知道他们的状态——

　　“两个手臂全部举在耳朵两边呈W状的，两个小腿自然放松在床上呈M形状的他们——舒服；一个手臂举在耳边，一个手臂弯曲着手放在嘴巴边上，而两个小腿交叉睡着的，那是‘更舒服’！”周芹懂得这些小生命的“秘语”。

　　“医学上称新生儿病区是‘哑科’，因为患者不会表达自己，更不会保护自己。面对他们，护士需要加倍的细致耐心，随时要关注心律、血氧饱和度和表情；打什么针、吃什么药、用多少剂量、是不是这床患儿……都要两名护士核对后才能进行。”

　　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病区，30张病床，18个护士，三班倒。护士要给病区的新生儿四种护理：生活护理、疾病护理、专科护理、康复护理，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年轻的护士，忙得没时间谈恋爱。我正常的时间表是早八点晚八点，但没有按点上下班过。”

　　再忙，也不能有半点疏忽。周芹经常给新护士讲这个脑筋急转弯：“树上一只鸟，开一枪，还剩多少只？”有人抢答：“一只没了，因为都被吓飞了。”周芹就说：“错。这是简单思维，而我们新生儿病区的护士需要：分析性思维。应该分析：这枪是有声还是无声的？被击中的鸟是掉地上还是挂树上……每一种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同理，新生儿哭了，你们要观察分析，为什么哭？是饿了，还是烦躁了、尿湿了、体征发生变化了……”

　　“早产儿多么爱这世界，我们怎能不爱他们”

　　“新生儿的哭声长而响，早产儿的哭声却没回声——因为太虚弱！他们要过10道关：呼吸关、黄疸关、喂养关、感染关等等。早产儿的呼吸中枢不好，会‘忘记呼吸’，需要你去拍拍他、动动他；就说吃奶这么简单的事儿，早产儿无法协调呼吸—吮吸—吞咽三个动作，吃奶时会忘记呼吸，一会儿小脸就紫了……他们来世界如走钢丝，我们要努力不让他们从钢丝上掉下来，健康出院。”周芹说，“19年里，我护理的早产儿大概100多个，其中最小的630克。”

　　1983年中专毕业，周芹在省人民医院（当时叫工人医院）的儿科实习，1988年考取南京铁道医学院脱产学习三年。1991年到急诊室干了三个月，要留她，她说：“我还想干儿科。”为什么？“呵呵，因为，我自己就是早产儿——在医院儿科实习的时候，我就特想看看1.9公斤的早产儿是怎样的！”

　　“1964年我出生时，才1.9公斤。3岁之前，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度过。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出差回来就给我带两样那个年代很金贵的东西：一样是奶粉，一样是白糖。父母给我的爱，多于常人几倍几十倍，我很感恩。”周芹说她很感激父母，“再难，父母都没有放弃我，并给我力量活得好好的。”

　　“所以，经常遇到早产儿的父母，那么难过无奈、那么不知所措、那么想就此放弃，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抬头看看我，我怎么样？’他们看着1米53、尽管矮小但精神那么好的我，不解。我就说：‘我生出来就3.8斤，你们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你们先要有信心，早产儿急急来到世界，多爱这个世界啊，你们怎能不爱他？’他们就不哭了。我再告诉他们，该如何呵护柔弱的早产儿……”

　　“更多的人文关怀，给孩子也给家长”

　　周芹的手机里有一个照片文件夹，名字叫“新生儿”，里面再分两类：“大孩子”、“小天使”。

　　“大孩子”，就是在这里住院，出院后健康成长的新生儿。“挽救了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她点开一张照片，是女孩子6岁的样子，很健康。周芹说：“这孩子6年前出生，十几天的时候心肺功能很不好，进入病区半个月后出院。我和她母亲一直保持联系，她每年都给我发孩子的照片，看着当初那个睡在暖箱里的孩子，现在这么健康快乐，我的心里比蜜还甜。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

　　“‘小天使’，就是去了的孩子。”周芹说这话时，神情黯淡下去。“每年，都会有两三个孩子，尽管大家都尽力了，但最终还是走了。我也会一起哭，我们每一个照顾过的护士都会一起哭。你奇怪，我都当了20年护士长，怎么不会职业性的麻木。不，每一个生命都那么新鲜宝贵，你怎么能麻木？”

　　2010年，周芹专门在病区增设临终告别室。为什么？“更多的人文关怀，给孩子也给家长。新生儿病区的孩子，一般都是刚出生就直接转进来，父母几乎没有单独和他们在一起。孩子去了，如果家长都无法去抱一抱、去倾诉，他们以后会觉得很难过，当时不把情绪释放掉，会影响他们今后的生活。”

　　“去年，有个新生儿呼吸中枢不好，怎么抢救都不行，我叫他‘佳佳’，他的真名不是这个，我给起的，我希望他奇迹般好起来！可三天后，他还是走了。孩子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是高龄产妇，他们好不容易有了这孩子，家里欢天喜地做好了迎接孩子的准备，但是……孩子去的时候，父亲很难过，也很冷静。我亲自为孩子做的临终料理，我把他身上的血迹擦干净、衣服换好。我让他爸爸进去，让他一个人与孩子呆一会。半小时后，他出来，说可以了……”周芹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哭了。

　　沈峥嵘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