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琦 图

《大河报》整版刊发本文的缩略图（中国好人网责任编辑左浩仁配图）

　　老人跌倒没人敢扶 民间设基金提供援助

　　今日话题

　　《广州日报》报道，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这天，民间公益网站筹建的“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举行启动仪式。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发起人谈方教授告诉记者，是否敢于搀扶跌倒在地的老人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人想扶而不敢扶，敢扶也扶不起。“我们的基金会希望能做些事情，敢于搀扶的人被冤枉了，要打官司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他介绍，该网有十几位律师成为法律顾问，为需要帮助的人主动打官司。此外，有些人可能也会打输官司，该基金也会使用基金以提供帮助。谈方介绍说，这是希望能够带给搀扶者以慰藉，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成立这样的基金。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第一批捐款已有3.1万多元，捐款者既有大学老师、公司经理，也有退休人员，还有5岁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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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在通过诉讼重建司法规则

　　□杨涛

　　搀扶者是否被冤枉“基金”都该援助

　　“彭宇案”后，搀扶跌倒老人成为一种巨大风险，以致出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导致老人死亡的事件。社会呼吁培育扶助幼老的氛围，深圳为此重奖了两位主动扶起跌倒老太太的少年。我以为，民间公益网站筹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是件大好事，通过民间的力量来弘扬正气，减轻那些见义勇为公民的风险，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敢于站出来做好事。

　　老实说，“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本身也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在于，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为帮助“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但到底谁才是“被冤枉者”，恐怕很难确定。那些有明显证据证明没有撞人却去搀扶的公民，那当然是“被冤枉者”。但许多情形下，是双方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或者证据旗鼓相当，难以认定是否存在被撞事实。这种情形下，基金会要不要提供援助，我认为是要的。为了让更多人消除顾虑，敢于挺身而出，基金会哪怕援助的是撞人者，也要伸手，这是为弘扬正气付出的代价。

　　最大任务是帮助“被冤枉者”寻找救济途径

　　那些有明显证据支持是“被冤枉”，只是因为无钱或者没有精力打官司的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为其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不应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重点。我想，“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还应当将援助重心前移，要通过提供法律援助、金钱补偿等方式，鼓励在场的证人出庭作证。基金会应当声明，在公民搀扶老人出现争议时，证人如出庭作证的，基金会提供法律援助和金钱补偿，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我以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最大任务应当在于通过诉讼援助那些“被冤枉者”，特别是那些并没有明显证据证实是非，争议性很大的案例，通过改变司法上的裁决规则，甚至促进法律的修改与完善，帮助他们在法律上寻找一条救济途径，从而彻底地从法律上来解决这些“被冤枉”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人们不敢搀扶跌倒老人的问题。   

　　如改变判案规则推进立法将功莫大焉

　　众所周知，法律和司法判决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功能。不敢搀扶跌倒老人风气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彭宇案”等案件的判决。在这些判决的指引下，人们害怕在搀扶跌倒老人时，无法证明自己没有撞人，害怕被法院判处负有责任。因此，如果能通过诉讼来改变法官判案的规则或者推进法律的修改，其意义远远大于对个别“被冤枉”公民的援助。

　　回到“彭宇案”，其中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比如证明撞倒人的事实由谁承担举证责任；双方都有证据，且证据相反时，法官要采信的证据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法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采用“常识”、“推理”断案。这些问题似乎在理论上也有阐述，但实际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却争议极大，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疑问，正需要在个案中厘清，进而推动立法，如果“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以此作为援助重点，并为之攻坚，则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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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未必能为道德保险

　　□郭敬波

　　谁能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真实”

　　“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真能起到这个作用吗？窃以为未必。当年的“彭宇”案，虽然大部分社会评论认为法院认定的事实存在问题，但时至今日，有谁能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真实”？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边倒的社会舆论实质上只是一场“道德绑架法律”的起哄而已。

　　道德有没有副作用？钱钟书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发一场洪水，有时来一场瘟疫，有时就派个道德家下来。”把道德比做洪水、瘟疫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道德确实并非只有益而无害。道德是一套判断思想或行为是好是坏的标准，但道德自身是好是坏却不受任何评判，似乎对道德提出质疑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道德和法律是社会关系的两大调整手段，共同维系着社会风尚和人际和谐。但是由于道德评价的“义务”本位和法律评价的“权利”本位角度不同，两者在评价标准上有一定的差异。因为道德不容置疑的正确性，所以，不管“合德而不合法”或者“合法而不合德”，被社会公众责难的永远都是法律。特别是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推到一种“道德高地”的时候，其不合法的行为总能得到大家的宽宥，其言论也总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这种信任来源于人们心目中的“假定善意”。

　　谁来认定搀扶者是“被冤枉”

　　“假定善意”是社会道德风尚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与人交往的心理常态。但是，“假定恶意”却是法律规则设置的初衷。法律必须依靠一定的规则约束人的行为，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

　　我们应当尽量在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而不能简单地因为一种评价而否定了另一种评价，就像我们用道德倡导要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哪怕是陌生人，却又用法律事例教育大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样。

　　就“老人跌倒”这一事实来说，自己跌倒与被人撞倒两种可能永远都是并存的。彭宇似乎成了“被冤枉”的代名词，这其实只是“假定善意”下的思维。“搀扶老人风险基金”适用对象是“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在法院还未对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下，由谁来认定被告是“被冤枉”？是否仍然适用“假定善意”判定任何一个被诉的搀扶者都是被冤枉的？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这样的道德评价等于认定原告存在“讹诈”的恶意，对原告来说更是不公平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又如何能防止一些撞倒人又恶意避责者不会“搭便车”使用该基金，使该基金沦为助纣为虐的工具？

　　更应该尊重法官的法律判断　　

　　事实真伪不明是诉讼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在不能拒绝裁判的情况下，法官必须采用一定的对策作出应对。媒体曾报道美国俄勒岗州的一位法官，在审理一起案件时因为不能基于证据作出判断，于是选择抛硬币的方式来作决定。这显然是荒唐的，但不荒唐的方法又在哪里？

　　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要做出一个选择。这时候法官之所以选择其中的一个，不是他认为这个选择是绝对正确的，而是职业要求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彭宇案”在事实认定方法与举证责任分配上确有值得探讨之处，给予被诉者以法律帮助在什么时候也都是必要的，但在事实未经审判机关认定之前就认为当事人一方是“被冤枉”，并给予经济资助，不但会打破诉讼之平衡，还会对社会舆论造成错误引导。

　　我们需要培养“假定善意”的社会心理环境，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格局。但是在争议发生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尊重法官的法律判断。因为这个社会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