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幸福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幸福？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划分了两条主线，来概括中国人对幸福的看法。鲍吾刚认为中国人看待幸福首先要区分“此岸”与“彼岸”，或者说是“现在”的还是“来生”的。鲍吾刚的另外一条主线是中国人看待幸福有“内外之别”，也就是说这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所以，对于中国人如何看待幸福，涉及的问题如下：首先幸福是现实的还是彼岸的？其次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讨论“彼岸的幸福”，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比较困难。讨论“主观的幸福”，人人标准不一，有人说家庭美满比较幸福，有人认为赚钱较多则为幸福，不一而足也很难统一，讨论起来也相当困难。梁捷在《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一书中也回避了“彼岸的幸福”和“主观的幸福”，而着重于现实的幸福。问题的难点是，有所谓“客观的幸福标准”么？

　　梁捷先搁置了这个难点，转而论述什么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金钱或者收入。在经济学日益偏离亚当·斯密传统的今天，在马克思所谓金钱将人异化的今天，多数人将幸福直接等同于收入增加。好在这不是真的，伊斯特林悖论就是说穷人的幸福并不比富人少，金钱未必能买到幸福。但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也难言幸福。幸福与金钱存在某种关联。雷亚德后来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表明，人均收入低于一万五千美金一年的，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也就是说在这个标准线下，金钱能促进幸福；而当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标准线，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

　　如果不考虑“来世”的问题，健康长寿或可以有效衡量人是不是幸福。经济学家弗兰克曾经提出过有意思的“平行世界理论”来论述健康对幸福的影响。假设有A、B两个平行的世界，在A世界人均有100平方米的房子但每周只有1小时锻炼身体的时间；在B世界里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只有50平米，但每周有5小时以上锻炼身体的时间。弗兰克令人信服的表明，B世界是更加可取的，对幸福也具有积极意义。但为什么A世界看起来成为主流呢？这是因为A世界更多强调的是可见的炫耀性的消费，而B世界则较为注重那些“不明显的”或者说“隐性的”消费。加尔布雷思很早就批评过炫耀性消费，因为这并没有在实际上增进人的幸福，而那些“隐性的消费”却被忽视了。

　　事实上，回到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的论述，与幸福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家庭”。梁捷的书中也提到一项调查显示在对生活的各种期许中，中国人的主流意见是将“家庭幸福”摆在首位，这也说明家庭和睦对中国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丧偶在通常情况下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要延续十年。这是弗里德里克和卢文斯坦在《经济学与幸福》一书中的一篇文章里证实的。与此类似，林娟芬在《妇女晚年丧偶后的适应——一个以台湾地区为例的叙说分析》一书中，也谈到丧偶后的妇女遭遇了巨大的不幸，而且重新适应很难。

　　梁捷在书中还从工作、生活等其他方面讨论了对幸福的影响，尽管难以有一个确定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幸福，但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对幸福的影响还是引起了共鸣。这或许可以成为衡量幸福的“准客观”标准，即社会选择过程中大部分人达成的对于幸福的共识。这是一个集合了众多主观意见的“准客观标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人接受，比如说超过一定限度金钱对幸福就没有推动作用，而健康长寿等隐性消费和家庭美满对幸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过分的追求金钱或者异化为金钱的奴隶，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而健康和美好的家庭，则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尽管梁捷没有对“中国人幸福吗？”这一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但书中讨论的幸福观念和影响幸福的因素，或将改变一些固有的观念，从而促使人们继续探究什么是“幸福”。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是极有意义的事情了。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中国人幸福吗？》）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