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深圳罗湖区两名少年周天成、罗炜在路上看到一位老奶奶跌倒在地，满脸都是血，而围观者都不敢上前搀扶，两人遂将老人扶起、并送到医院救治。近日，深圳市召开“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表彰会，分别给予两人各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网络调查显示，近8成网友支持有关方面的这一奖励行为。还有人称，事件出现皆大欢喜的结果是因为“好人遇上了好人”。

　　看到老人和小孩跌倒应上前帮扶，在文明社会里这是一种不需要渲染和强调的公民义务。出于人性的本能，当人们看到弱小者遭遇困境时，也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放在公序良俗的背景下考察，周天成和罗炜的行为确实很普通，并不需要过度褒奖“以资鼓励”。但是，有关方面不仅做出了大力表彰的举动，而且这种举动还受到压倒性的支持，这样的现象实在耐人寻味。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帮扶跌倒老人成了困扰整个社会的一道难题。2007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无疑是一个带有复杂而深刻意味的标志性事件。自称助人为乐的年轻人彭宇被倒地的老人及其家属告上了法庭，一位中文系出身的法官通过曲折而诡异的“自由心证”，判决彭宇虽然没有过错但要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助人为乐变成了“助人为愁”，彭宇案很快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公共事件。更糟糕的是，此案后来虽然进入了二审程序，但当事人双方神秘地和解，并很快从公共视野里蒸发。于是，这个从法律意义上终结了的民事纠纷，在道德和文化意义上却成了悬案。没有人知道彭宇是否承担了赔偿责任，也没有人抵近真相并向社会传达明确信号，也没有人知道法律在这种问题上到底持何种立场。在帮扶老人这个课题上，南京就此成为没有是非的是非之地。

　　从那之后，人们见过很多老人跌倒而路人不敢帮扶的场面。有的老人因为路人害怕承担莫须有的民事责任，最终得不到及时救助而命丧当场。就在不久前，深圳福田区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干部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居民无一敢出手相助。等到老人的儿子出门发现这一情况时，老人已经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坊间于是流传着一句“保命辞”，老人一旦在外面出现意外，一定要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在现实中，烟台、合肥、南京等多个地方，都出现过老人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这种无比怪诞的场面。可以说，路见老人遇险而不能出手相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为可耻的局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存在断裂的危险，是整个社会都必须正视的问题。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对怀有赤子之心的周天成和罗炜予以嘉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实在大有必要。

　　在几年之后再度回顾和反思彭宇案，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法律虽然被称为“最低限度的道德”，但法律的主张却能够起到影响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的作用。彭宇案的谬误在于，在没有证据证明彭宇撞倒了老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法庭却判处彭宇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彭宇案的神秘和解，又让帮扶老人这一行为的民事风险陷入混沌未知的状态。人们无从知道一个简单的扶助动作，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困境。法律成了一张不置可否却无所不在的网，阻止了所有潜在的助人行为。帮助老人这一最简单的善行，竟成了需要特殊勇气和担当才能做得出的英雄举动。这是对文明的讽刺，也是法律的悲哀。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定，是彭宇案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彭宇案出现之后，帮扶跌倒老人成了社会难题，可能恰巧说明自私和怯懦的普遍存在。对周天成和罗炜的奖励，在社会效果上能起到对彭宇案“解毒”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们对“助人为愁”的担忧。但是，它的药效到底能否敌得过司法判决的效应，恐怕还是值得忧虑的。

　　北京青年报 蔡方华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