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过去快五年了，要是你问我敢不敢扶，我想说，没证人，不敢。近日深圳少年扶起跌倒老人并送医获奖万元，你问我扶不扶，我还是不敢扶。奖金虽丰厚，助人也是快乐之事，但缺乏法律的保障，“扶”人这一简单举动可能带来巨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却使人失去施以援手的勇气。　　

　　在绝大多数见义勇为的事件里，提供救助者都需要为自己的救助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收益则往往只是感谢这样的精神收获。每一个施援者都有能够承受的风险临界点，而这一个临界点的大小则与个人社会经验、认知水平等共同造就的道德水准有关。但当施以援手可能承受的风险超过这个临界点时，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提供救助，这一点，与道德水平高低关系不大。要求普通公民不顾一切实施救助行为是不现实也不理智的，全民雷锋至少在人类发展现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要使普通民众在生活中更乐意见义勇为，对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更需要做的是降低见义勇为所冒的风险，而不是一味的提高道德要求。公正的司法则是这一切最有力同时也是最后的保障。　　

　　但彭宇案及之后的几件不公正案件传播开后，折射了并扩大了司法不公正的现象，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正义性，引起了社会公众对跌倒老人和司法保障的信任危机，增加见义勇为者在实施“扶起老人”这一行为时可能承受的风险，理所当然地我们就会看到一篇篇老人倒在大街上却为人救助导致死亡的新闻出炉。　　

　　近日虽然深圳市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奖励见义勇为的学生一万元，自然是想借此倡导民众积极见义勇为，表明政府自身在改变彭宇案的负面效应的决心。但这样的纠错行为恐怕还是基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心理，以奖励金钱的手段去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并不具备长久的效果，更何况这其实是司法而不是道德的错。　　

　　法条未改，司法未变，彭宇无法在司法层面上翻案，法官的素质依旧无法明悉，最后的法律保障依旧脆弱，民众又没有开天眼，无法知道躺着的那个老人是不是想碰瓷，不知道自己扶了一把是否会冒着赔上几万元甚至更大的代价。即使奖励他们两万三万，恐怕也未必有人愿意帮上一把，“扶起老人”也将继续成为瞩目的新闻。

　　作者：陈胜科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