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专访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

　　嘉宾简介：刘润华，深圳市民政局局长

　　采访：杨子云（腾讯新闻高级编辑）

　　精彩目录：

　　壹基金落户深圳是大局

　　壹基金有两个人专程来找过我，一个是杨鹏先生，来跟我谈壹基金注册的细节问题。当时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杨先生，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我们一切细节要让路。第二个来找我的是王石先生。王石先生是我们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家，当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之后，他连说了三句“灯下黑”，他说，他没想到。

　　慈善事业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参与

　　慈善最重要的是一种奉献，它讲的是一种爱心。其实对于慈善事业来讲，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参与，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参与了。

　　政府与民间互不信任的源头在政府

　　现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存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政府就会说，如果我把什么都交给你这个组织，你可能能力不够。民间组织就会说，我总是没有机会，我的能力怎么提升呢？我认为这个源头在政府。

　　深圳不敢改革，就意味着特区使命终结

　　特区对全国来讲，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中央为什么要成立特区？其实无非就是希望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能够在一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积累了经验之后，再向全国推广。如果说深圳不敢改革，就意味着特区的使命终结了。

　　故事：亲历办捐款免税，“老百姓是办不成的”

　　记者：刘局长您好，我是来自腾讯新闻的杨子云，我想先从一个故事开始今天的采访。有这么一个关于王振耀司长的故事，他捐了500元钱，去办免税手续，办了四个月，办下来了。您就随着他去捐了一千块钱，也试图去办一个免税手续，办了4个月，至今没有办下来。法律规定捐了钱就可以办免税手续，为什么这么难？难在哪儿？

　　刘润华：我觉得这里面整个流程是不畅通的，概念是有的，原则是有的，但是流程不畅通的话，就意味着你办不成。当然要是我，还是像王振耀先生那么认真的话，也可能我现在能办下来，但是我看到办得这么难，我明白一个道理，老百姓是办不成的。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就是国家不是不支持，是支持的。但是，法律法规的程序不完善，下面没有指引。

　　慈善事业的发展，仅有原则是不够的，要有可操作性

　　记者：没有具体的流程指引，只是笼统的规定可以免税。

　　刘润华：应该是个什么概念呢？说你可以，我要申请，即刻按流程走，自然就办成了，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东西，除非我们说捐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你才会那么认真地一点一点去抠，慢慢才可以。其实，慈善事业的发展，仅仅有原则是不够的，还有很多具体技术性的。要有可操作性，这是个问题。

　　慈善事业在中国起步太晚

　　记者：所以这是您讲到的，需要在深圳做这种技术性的突破。我们看到在整个关于社会组织发展这块，在前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到现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都是很开明的，在政策上，在宣传的各种口径上，都是可以看出领导是很开明的。但落实到具体层面，我们发现办一个免税手续这事都非常艰难。这个障碍到底在哪儿？您在深圳所做的技术性突破，有哪些？壹基金是不是主要的例证之一？

　　刘润华：其实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慈善事业在中国起步太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你说一切都很完善，那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现实的。事务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这需要时间。你像西方国家有很多制度、法规很完善，他经过了很长时间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才有今天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客观，第一点，一定要肯定这些年慈善事业发展是蓬勃、快速的。

　　第二点，我们才能够讲，他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而这些不完善的地方，更多的不是在原则上面，也不是在共识上面，而是在技术层面。

　　所以，我们很容易会遇到这种状况，国家支持鼓励的事，但你做不成，这就属于技术层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要作为一个公务员，假如你不想做事的话，这很容易。有那么多的不完善，有那么多的不明确，只要我强调任何一个理由，我就可以不做这个事。但同样的，这也是告诉我们，正因为不完善、不明确，当我们明白了认识了这个大的方向之后，我们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去推进，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你像壹基金之所以能够落户到深圳，离不开民政部，尤其是李立国部长的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感动的，感动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这种支持是持续的，这么多年。其实深圳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突破，我们从2006年就开始做了，当时行业协会和商会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民政部并没有去查处。到了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这种体制再进拓展，扩大多到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这个时候民政部依然是以包容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创新。

　　最令我感动的是，2009年是民政部跟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是鼓励我们在更大的范围探索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不是说心血来潮、灵机一动，不是，是这么多年持续地在支持。

　　民政部部长：高度共识，共同奋斗

　　第二个，这一次壹基金落户深圳的过程中，李立国部长可以说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很多细节上面，他都参与了，都有态度。我跟你们说一说，当我跟立国部长报告壹基金要落户深圳的时候。他说，很好。当我说，壹基金落户深圳，需要民政部指导的时候。他说，我们是高度共识，共同奋斗。我特别强调，部长是用了“奋斗”两个字，而且是用了“共识”，责任是一致的，是共同奋斗，是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我觉得这个话里面我能够感受到立国部长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重托。当我跟立国部长讲，壹基金要挂牌。他说，要亲自协调部领导来参加。也协调了，但是那位领导临时有会来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立国部长特别委托我代表他在挂牌仪式上，表达他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没有民政部和李立国部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壹基金落户到深圳，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而已。

在职责范围内推进改革，是义不容辞的

　　我主动找壹基金落户深圳

　　记者：我也想问问你壹基金落户深圳的故事，听说是您主动打电话，找到壹基金那边？

　　刘润华：对，当时当我看到媒体的报道，说李连杰先生对壹基金未来的发展忧虑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不是壹基金的问题，这是整个登记管理体制的问题。像壹基金发展得这么好，有这么好的团队，有这么好的理念，有这么好的社会影响。如果连他都办不下去，那不是壹基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主动地跟王振耀先生联络，探索了把壹基金吸引到深圳落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一拍即合。

　　壹基金有两个人专程来找过我，一个是杨鹏先生，来跟我谈壹基金注册的细节问题。当时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杨先生，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我们一切细节要让路。第二个来找我的是王石先生。王石先生是我们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著名企业家，当他知道我们的态度之后，他连说了三句“灯下黑”，他说，他没想到。

　　记者：没想到在深圳能做成这个事情。

　　刘润华：他说，总觉得在别的地方做。后来我是这样跟王石先生讲的，我说，你万科集团总部在深圳，完全没影响万科成长为全国最优秀的房地产公司，同样呢，要是万科集团的慈善机构总部放在深圳，以及壹基金把总部放在深圳，同样不会影响到成长为全国最好的慈善组织。应该讲，这两次的会见，尤其是跟王石先生的这次会见，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形成了共识，原来是可以这样做，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办下来。

　　在职责范围内推进改革，是义不容辞的

　　记者：可见壹基金的成功注册，是跟大势相关，也与您个人的作为相关。在2010年11月25号的第二届中华慈善论坛上，您作了一个演讲，您说，盖茨可以把自己的财产全捐出去，王振耀可以把官捐出去，你没有那么多财产可捐，也没有很大的官可以捐。但是就是要来承担责任，算一种认捐，我想请您详细说说您的想法。

　　刘润华：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民政人的责任，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经济领域做了很多改革和探索。应该说，为全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他开始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也经常讲一个概念，说经济基础跟社会建筑要相适应。我们在社会建筑方面，在社会领域，肯定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我们民政部门作为一个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政府部门，在我们的职责范围内推进改革，是义不容辞的。何况还是特区。

　　深圳不敢改革，就意味着特区使命终结

　　特区对全国来讲，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中央为什么要成立特区？其实无非就是希望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能够在一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积累了经验之后，再向全国来推广。过去在经济领域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天，当我们面临这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当我们开始重视社会建设，重视社会领域的改革的时候。那我们在想这方面的改革他的敏感度，比经济领域改革的敏感度要高得多。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个要探索，要先行先试。我认为这是中央赋予特区新的使命，我们就应该是这样。社会领域方面要继续地先行先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地展示我们深圳的风采，我们深圳的意义和地位。如果说，深圳不敢改革，就意味着特区的使命终结了。所以，我们一直是把壹基金的事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放在一个社会领域改革这样大的空间里去思考。并不是说，壹基金有影响，李连杰有影响，我把他弄过来，名人效应，不是这个概念。

　　只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成立基金会，那将是死水一潭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从经济领域的开放，走向社会领域的开放，是一个大势所趋。深圳在经济领域作为改革实验区，现在开始走向社会领域的大胆实验。据了解，中国的公募基金也有1300家，不知道您这儿的数字是多少。现在公募权向民间基金的开放，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对整个公募基金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刘润华：其实，公募基金和非公募基金当然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讲，非公募基金基本的是由个人、企业或者是组织，自我发起、自我筹资建立的。所以他的影响力，他的社会关注度相对地低一点。说一句最直白的话，他自己掏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公募基金不同，他是把公众的钱，把老百姓的钱聚集起来去做一些事。这里面他到底能否真正体现捐赠人的意愿，其实这当然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成为不批准民间人士、民间机构成立公募基金会的理由。您应该是用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更规范的管理、更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要求他，来促使他们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不是说，我担心你有这个问题，谁都不能来。

　　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来讲，其实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他的这个区别并不重要。也就是在我们国家才分得那么清楚，是泾渭分明。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在这里不想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但我只想讲一点，首先我是认同公募基金会是更敏感，要更慎重。第二我要讲的是，敏感、慎重，不能够说一律不办。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有个疑问，这个疑问是什么呢？现在有那么多的公募基金会，你批准了一些民间背景的基金会，是不是被公募市场冲击了。

　　我想说的是：

　　第一，这种冲击是肯定的。因为有了新的竞争者，

　　第二，这种冲击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种冲击，如果我们长期地维持只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可以成立基金会，那将会是死水一潭。

　　第三，在这种冲击下面，可能有一些公募基金会难以为继。我说，这是合理的。

　　第四，我们有了冲击，意味着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面，会成长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公募基金会，包括政府办的公募基金会，以及名人办的基金会。只有这样，我们这种体制才是合理的。

　　公众的利益，需要政府营造竞争性公募市场

　　记者：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对比，比如三十多年前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然后我们经过一段摸索，1992年有了《公司法》，就开始有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最初开放的时候也担心，如果放开民营企业了，国有企业是不是会垮掉。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放开之后可能一些国有企业被冲击，但在竞争中，也有很多优秀的国有企业，现在一直占占据着广阔的市场。是不是可以这样类比？

　　刘润华：我认为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刚才讲，在这种冲击下面，在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包括我们一些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他也在与时俱进，也在做大做强。如果说，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真有一些机构垮下去，我认为垮有道理。我们不能够说，为了保证政府办的公募基金会都能够存活下来，而忽略了公众的利益。我认为公众的利益，需要我们营造一个竞争性的公募市场。

政府与民间互不信任的源头在政府

　　以组织的多样性满足老百姓多样性的要求

　　记者：您谈到过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我在思考，我们其实也可以探索整个人类的组织方式，就是政府和其他很多组织都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公司靠契约，国家靠暴力和强制，或者种种。但是在公益组织中，每个人都是基于自愿来奉献爱心。这是不是您说的公益组织与和谐之间的一个要素？

　　刘润华：你说的观点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其实我想讲的是从更大的一个视野去看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关系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以前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单位的，是一个国家有机的整体，就像是一个机器。我们每个人是这一个机器的零件，一个螺丝钉，我们都是一块砖，都是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在那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结构是稳定的。

　　但是现在三十年了，这种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人都已经不再是一块，不再是螺丝钉，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社会人，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追求，这个时候社会处于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很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他是怎么来呢，就是人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关注社会事务，开始管理地参与社会事务。当他以个体参与的话，就意味着无组织的参与，就意味着无序的参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组织形式，把社会进行重组。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现有的党团组织以及共青妇等等这些社会团体，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政体的骨干组织体系。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这样的骨干组织体系都是始终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我们的政体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的社会可能是动荡不安、不稳定的，这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的。但是，如果只有党团组织、只有共青妇这些群团组织，他不足以把所有的人都吸引到这些组织里面去，总是有一些人，是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提出的概念是，以组织的多样性来满足老百姓多样性的要求。你不管是对哪个方面感兴趣，不管你的利益是什么，你都可能找到一个组织。这样的话，让他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是有组织的参与，通过有组织的参与达到有序参与，社会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政府与民间相互不信任的源头在政府

　　记者：现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存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政府就会说，如果我把什么都交给你这个组织，你可能能力不够。民间组织就会说，我总是没有机会，我的能力怎么提升呢？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源头在哪？

　　刘润华：我认为这个源头在政府，我们这么多年走过的路，原来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无限政府，是大政府，全能政府，它集中表现在政府的权力无所不包，它全覆盖，只要能做到，它全都管起来。所以这样的一种体制是一元的管理体制，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

　　现在我们说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意味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如果仍然是至上而下的一元管理，它已经不能起到像以前那样有效的作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共制，是一种社会与政府，公民与行政机关共同参与的新模式。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面，首先要做得事情是政府要有所不为。你如果说你仍然包办公共事务，然后你说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它做什么呢，你都做完了，首先你要有所不为，让社会有可作为的空间和舞台。

　　第二点，政府有所不为不等于说它没有责任。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说政府有所不为，只是说有些领域它不再直接地提供服务，但它仍然有责任向那些领域加大投入。所以我强调的第二个问题，政府要不断地加大对公共服务，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如果说在今天，政府掌握了那么多的资源情况下，假如政府说我不管了，你不是民间想做，让你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第三，要培育、发展一大批社会组织。要让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当中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这里面就有你刚才讲到的，鸡和蛋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说现在事业单位做的事，马上交给一些社会组织做，我相信可能还不如事业单位做。但是我们要看到事物发展的方向，这种方向就是要培育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这么一种格局，要打造有限责任政府，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所以你不能够说有极端的想法，要不我全做了，要不我全不做了，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加复杂。这里面就是特别需要强调，第一，要明确改革的方向，不能逆方向而改。第二，要有足够的耐心，要循序渐进，社会就怕动荡，就怕大起大落。所以这都是我们这一代还想改革的人特别要小心的一个问题。

　　对做慈善的人，要避免两种心态：神圣化+妖魔化

　　记者：政府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能全有，也不能全无。借此机会我还想问一下去年的新闻事件，请您谈谈看法。在西南旱灾的时候，曹德旺父子捐了10个亿，他们在捐的时候要求给10万户人家，每户发2000元。然后，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监督团队。在这个事件中，哪些力量的表现比较好的，哪些力量是缺失的？捐赠+监督，比较好的一个模式应该是怎样的？

　　刘润华：首先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捐赠人的意愿。其实对于社会来讲，任何人有功德心，有爱心，愿意奉献，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捐赠人我愿意这样，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指责他。你不做，你还对人家做善事指手划脚，现在有太多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他拿出这么多的钱是好事，我们赞同他，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至于他怎么做，说一句最白的话，我爱这样不行吗？那当然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才能够讲，是不是都得你亲历亲为。如果说我们对他不是指责，我们是善意的，如果怎么样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就是找到了一个讨论的结合点。我们只能说做慈善，它不是一件一时冲动的事情，它应该是一件可持续发展的事情。

　　比如说我有那么多钱，我愿意做慈善，我肯定对它会做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我肯定把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有这么多钱的时候，我会组织策划得很长远，那就需要有一个团队，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理念，有一些投资的计划，仅此而已。所以有一个人，我忘记他是谁了，他说，对于做慈善的人，要避免两种心态。一种把他当做是圣人，神圣化了，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神圣的人。一种是把他妖魔化了，这人肯定做了什么亏心事，要不他怎么这么反常了。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圣人，也没有那么多坏蛋。基本让每个人都是在两者之间的，我们对热心公益的人多一点包容。

　　对热心公益的人一定要包容

　　举个例子像陈光标，他做了很多善事，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慈善人士。但他也做了很多宣传，有人就不理解，你干嘛宣传，陈光标说干嘛我不可以宣传，我太支持陈光标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人人都悄悄地做慈善，当然我是高兴的。话说回来了，人做了慈善事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还有慈善的氛围吗。再说了，人家做了那么多事，不让人家说一说，有理没理。所以对热心公益的人一定要包容，甚至有一些人也可能说，我做善事，我就想有我个人考虑在里面。但为什么不可以呢，关键是这样。你为什么要人家像圣人一样，你自己是圣人吗？

　　政府和公民是推动慈善转型的主导力量

　　记者：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后，有财富的人多了之后，是如何捐钱，也是一个课题。您刚才讲到了，更好的是一种制度化的，有钱人可以持续地把这个钱回馈给社会。当然我们也要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在整个推动慈善的转型中，社会有多种力量，有的占主导地位，其实在您看来主导力量是政府？

　　刘润华：对，政府，还有公民参与。

　　对于慈善事业来讲，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参与

　　记者：我们再回到壹基金，壹基金的一个理念就是人人参与慈善。我查到一个数字，在美国是每个人他会拿自己收入的8.6%捐赠，我们好像只有0.62%。有壹基金这个平台，您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刘润华：我认为慈善最重要的是一种奉献，它讲的是一种爱心。其实对于慈善事业来讲，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参与，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参与了。所以我特别认同壹基金的理念，壹基金，一家人，以及一人一月一块钱。它为什么说，一人一月一块钱。第一是一人，是人人参与。第二是一月是持续的参与，不是只一次交一块钱。第三一块钱它不是你的负担，只是要你表达爱心。所以我们认同壹基金，首先是认同它的理念。它那种全民慈善的理念，只有人人都参与了，我们才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

　　记者：推进社会转型，主导力量是政府，在深圳这个力量有了。再利用壹基金这个模式，把普通的，公众、大众吸引进来，相信在深圳会有一个可期待的未来。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在查您履历的时候，发现您在1989年4月到1993年2月期间，是市委办公厅的秘书，这个时候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就是李灏，也是1986年5月到1993年4月，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精神传承，有一个自己的DNA。我想让您讲一个故事，您和李灏书记在相处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精神更深地印在您的DNA中，影响了您？李灏的精神是深圳精神的一种体现

　　刘润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李灏的精神是深圳精神的一种体现。他给我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或者说我从他那学到的东西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责任心，一个人，作为社会人，你是有社会责任的。当你是一个公职人员的时候，你这种责任的意识应该更强。我们可以官不大，我们可以钱不多，但是我们不可以没有责任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改革的意识。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年代，我们现在在想过去30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是在稳定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奇迹。但是在稳定和改革之间，它是有取舍的，我们希望做到什么呢？不能够因为过于强调稳定而不改革，而不能够我要改革，我不管稳定。像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一定认同。

　　你不可以不改革，你要负起责任去改革

　　我们希望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下面去积极地推进改革，所以李灏同志给我最大的一个教育就是，你不可以不改革，你要负起责任去改革，你要对你的改革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所以比如说这次壹基金的事，我们判断是什么呢，符合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对我来讲，我可能的责任在哪里呢？万一壹基金将来有什么事，可能就说你刘润华是始作俑者，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是没风险的。当我们离开家门，你就会遇到很多风险。当我坐在家里也有风险，说不定地震呢。

　　最高目标：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

　　其实我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你可以官不大，可以钱不多，因为这里面每个人机遇不一样，他受到很多限制。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所有人都尊重，哪怕我是一个看车棚的老头，我也可以受人尊重，受我的朋友，受我的家人，受我的同事尊重。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相信我做了这个事，就是一个让我受多一点人尊重的一件事，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哪怕将来承担一点责任，我不讲嘛，那就是认捐了。

　　记者：谢谢您的担当。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