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国考”大热时节，相关话题也会随之大热。舆论当然是批得多，褒得少。批的依据翻来覆去不外这么几个：

　　第一，中国的官已经够多了，民众供养官员的负担也够重了。

　　第二，当官正在成为吞噬人才的黑洞，大学毕业生每5-7人就有1个会去考公务员。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参与生产性、创造性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争着抢着去当官。

　　第三，之所以大学生都抢着当官，首要目标并非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而是在现阶段，部分官员即使不滥用权力，也能获取可观的个人利益，起了糟糕的示范效应。当官相对于其他行业，投入小、风险低、收益大，被整个社会视为个人成功的“捷径”。

　　我们不妨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些依据，因为只有搞清楚了它们，我们才知道民众的不满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中国的官真的很多吗？

　　从财政这一块看，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万亿元，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3.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相当于4亿城镇居民，或者13.3亿农民一年可花的钱。要这么多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当然说得上庞大。

　　但对此，反对者也有话说，中国的政府是“全能型”政府，财政除支付薪水，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福利……还要涵盖诸如经济开发建设等等，比如4万亿，这么多的事要做，这需要多少钱，多少人？现在的政府已经算廉洁高效的了。“公务员热”为什么不能看作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肯定呢？

　　有个一度流行的指标，就是官民比例，指的是政府就业占人口的比例。以2005年美国1:94的数据作为基准，刚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的官民比例为1:26，就立刻有人提出了1:198，又是一番口舌之争。更何况，欧美国家的政府就业，恰恰排除了不少选举产生的官，而包含了政府的一般性雇员，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雇员如教师、消防员、公立图书馆的馆员、公立医院的护士等等，这实在和我们的“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官”总是和权力相联系的，不仅仅存在于政府，还存在于政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当然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则不是，也很难说得清，他们是否由政府供养。

　　当然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和历史比。比如乾隆中期，1766年清廷的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于是205万普通北京人就可以支撑乾隆朝的开支。如果觉得京城的人均收入太高，那就减一半作为全国城镇人均收入，那也就四百多万人收入的总和。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现代政府的复杂性、职能的多样性，显然，当代中国民众供养政府的负担都的确重了一些。

　　不过，看了后两个反对理由就知道，民众、媒体对“公务员热”的忧思，其实不在官多。比如，中国提供的个人发展路径太少，太狭窄了。毕竟，人都是理性的，都会计算个人的投入产出比，都希望用最小的付出、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大学生们而言，如果当官提供的性价比远远超过了从事生产性、创造性的工作，那不选择当官才奇怪。更何况，相比十年前，公开招考提供了机会及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已经算进步了。

　　再比如，就是对制度不能有效遏制权力滥用的愤怒。一些工资水平明明普通的官员，仅仅因为职务就能获得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住房、财产、享受，还有社会的积极评价。这对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巨大。其实，官多了，民众也就认了。民众不能容忍的是躲在“官热”背后的那些问题。想扭转这个非正常的热，裁官恐怕不容易。最容易拿来主义的成功经验是：一、公开政府就业的编制和各项开支；二、政府就业的收入比照相应私营部门的略低，让鼓励创造性、生产性工作成为社会风尚。如此一来，如果公务员还热，才是国家之福，国民之幸。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史哲）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