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嘉靖年间起，中原地区尤其是山陕地区百姓为谋生，经杀虎口出关，向西北迁移至内蒙古、新疆地区，形成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称为“走西口”。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运动之一，“走西口”持续时间长、迁移范围广；尤其是对于推进我国北方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其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成为一部跨越400余年民族大融合的厚重史诗。

（一）

中国传统汉文化中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山陕地区更是汉文明的摇篮和重要阵地。然而，1000多年来，在多民族接壤的广大北方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对土地与资源的争夺由来已久，边境百姓也时常因此受到侵扰，成为“走西口”出关谋生的最初人群。
　　此外，晋北、陕北、雁北等黄土高原地带土地贫瘠、植被鲜少、自然灾害频繁，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矛盾突出。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特别是在灾荒之年，“年头歉一歉，地主圈一圈”，许多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土地兼并带来的国家税收锐减又促使朝廷开展增加田赋、增设各种苛捐杂税等一系列税收改革，更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此背景下，大批山陕百姓纷纷越过长城，寻找养家糊口的“生命绿洲”。
　　汉人的日益增长和清政府与口外蒙古关系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口外地区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康、雍、乾三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也使得一些距离中原较近的口外城市成为供应军事粮草的后勤基地。新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又吸引了许多商旅踏上“走西口”的步伐，进一步延展了“走西口”的时间和空间，扩大了其规模。

（二）
　　元朝时，留居长城以北，受中原文化熏陶较小的蒙古贵族集中地区仍保持传统的游牧经济和政治制度。长达三四百年漫长的“走西口”移民，主要是山陕地区失地农民和前往追寻财富的商旅。这些移民改变了口外蒙古部落游牧制度的经济发展方式。
　　明朝初年，蒙古封建主之间以及与明军之间连年战争造成农田荒芜、城郭废弃，牧民时常陷于“爨无釜，衣无帛”的困窘境地。移民从中原带去先进农耕技术和房屋建造技术，改变了这些地区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和衣食水平，也带动越来越多蒙古族人像汉族人一样兴农兴耕，逐渐定居下来，形成村落、集镇甚至城市。至清代甚至民国时期，政府或因丰富军备之需，或因领土开发需要，在蒙古地区“募民垦田”或者实行“放垦”。清政府在西北各地方设立官制，修建驿道，大兴屯田，更是官方推动“西北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极大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中原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与维吾尔传统灌溉农业技术的交流。
　　“走西口”的商旅队伍更促进了西北地区市场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从明初依托“开中法”进入北方边镇市场到“茶马互市”贸易，这些“边商”对巨额利益的渴望与口外蒙古人对中原生活物资和手工业产品的渴求形成完美互补，通过通贡、互市、民市甚至走私等多样化方式互通有无，通过商品交流促进口外经济繁荣，同时增进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民众生活的密切联系和文化交流。清朝时期，塞外蒙古作为清政府的重要盟友，建立了以盟旗制为基础的较为完善的地方管理体制，并通过路引票照制度鼓励以山西商民为主的内地商民出关经商；西北屯田制度带来的人口聚集和农业手工业发展也为新疆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政府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科布多等地设立贸易点，以内地的绸缎布匹、茶叶、药材换取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大批牛、马、羊，逐渐形成乌鲁木齐、巴里坤等新疆地区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天山南路各城不仅成为内地商贾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商品交易的中心，甚至成为中亚各国商人贸易的国际市场。

（三）
　　最初来到口外的人主要是生活困难的单身汉，他们春至秋归，往返于内地和口外之间，被称为“雁行客”。随着这些移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口外形成的小规模汉人聚落吸引了内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流民前往，或投亲靠友，或另辟新村，在“落地生根”后开展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家园建设行动。此外，在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下，不同职业的分布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地缘特点，由共同行业或职业形成的汉人移民聚居村落，尤其是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特色的村落和城镇，也快速发展起来。
　　移民村落最初以独立分布为主，随着移民规模增大，蒙古族人家和汉族人家交错居住的融合式村落日益增多。与中原地区出现的很多“一村一姓”的村落不同，口外移民村落中有来自不同祖籍的居民，甚至包括一起“走西口”或者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结拜而成的虚拟亲属关系。不同祖籍文化、不同民族交融杂居带来的内部秩序结构的复杂性和风俗信仰的多元性，又进一步塑造了这些移民村落或城镇的独特风土文化。
　　譬如，今天内蒙古许多民居建筑在接受中原地区先进建筑技术、复刻山陕民居特点的同时，保留了蒙古族所喜好的色彩、图案、装饰构建等。婚丧嫁娶及春节、清明和中秋等传统节庆的礼仪和民俗，也融汇了汉族和蒙古族或所在地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民间信仰也呈现多元混融特征，移民信仰传播到口外之后逐步融入蒙汉民众的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完成了地方化过程；传统民间信仰中的娱神活动也与塞外自然环境和风土民情相结合。文化艺术方面，漫瀚调等典型的走西口移民艺术表现形式，更是蒙汉交汇区民族认同多重表达的鲜明体现。

（四）
　　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以长城为界，分而治之，是中国古代自先秦时起便形成的基本格局。游牧政权与关内封建王朝之间为争夺土地和资源，或者因信仰冲突产生的对抗甚至战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口外各族人民与口内汉族人民逐渐加深了解，互惠互利，关系也由紧张、对抗逐渐趋于和平、相融。
　　“走西口”移民运动最初源于边境失地流民的无奈之举，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原人追求财富和新生活的一种主动选择。这一转变既伴随着中原封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解的过程，更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和解的历史进程，为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方面，从最初为生计所迫单枪匹马出关冒险，到为追逐财富而主动前往的“雁行客”，再到越来越多或举家迁往或落地生根的大家族，移民时间的延续性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明清时期中原封建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由此带来的从禁止和严格限制互通到鼓励和引导交往交流的政策改变，有着密切关系。明初对西北各民族主要实行军事征伐和招降政策相结合，在西北长城沿线险要地带设立延绥、宁夏、甘肃、固原4个军事重镇，屯驻大量军队，经贸往来方面则推行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金牌制”，对边境茶马贸易加以严格限制。清政府初期严禁内地农民进入蒙古草原私自开垦耕种，经顺治、康熙两朝统治，加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推行加剧了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封禁令实际已逐渐废弛，并逐步转向“借地养民”。清末，面对战争赔款等财政压力，为加强边防势力，清政府不得不实行全面放垦。正是西北地广人稀的格局、日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逐步宽松的边境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移民前往口外寻找开疆拓土的新机会，成为“走西口”移民运动持续数百年，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也为移民将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和思想理念传播至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另一方面，移民规模的迅速扩大和胡汉交融的移民村落和城镇的形成，又反过来推动了中原封建政权正视不可逆转的民族交融趋势，从而进一步调整和放松相关管理措施，以政策更新推进中华民族大交融。“走西口”移民运动是由困苦流民的谋生“闯关”开始的，主要是民间自发的人口迁移运动，这些寄居口外的移民是中原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的传播使者。正是他们的媒介作用，给口外的蒙古族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深入和真切了解和体会中原汉文化、享受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产品提供了机会；正是他们与当地各民族的杂居融合，使这些地区的风土民情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并促使各民族文化平等、相互交融、友好共处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为构筑民族间相互认同，从而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走西口”民众数量的不断增多和规模的不断增大，以及在此过程中自发形成并逐步铸就的内化于心的各民族交融和认同，不仅自下而上推动了中央政府重新认识和界定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作出一系列政策调整；还为这些政策在民族和边疆地区落地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保障。正是这一发自民间、跨越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重塑了我国北方的民族关系和社会格局，使不同民族结束分而治之，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融合。